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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县：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

王磊

按照委里的统一安排，今天轮到我给大家讲课。可能我今天的课程内容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希望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多包涵，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共同学习提高。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经常提到一句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实这句话就是50年前最早的枫桥经验，当时毛主席曾经签批：“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枫桥经验”作为预防化解矛盾、和谐治理社会的特色经验，依然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学习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促进我们北林区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今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就是“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我将主要围绕“什么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有哪些？”，以及“如何结合北林实际，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等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

首先，我们共同探讨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枫桥经验？

要想知道什么是枫桥经验，首先我们要知道枫桥是哪里？为了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前段时间中央综治办的“长安网”上特别设立了一个专栏来介绍枫桥经验。当时网站编辑在“枫桥经验专

栏”的题头处引用了一首诗，那就是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位网站的编辑想用美妙的诗句来引入“枫桥经验”，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这段引言被完全删除了。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事实上，这位编辑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道枫桥是一个地名，但是确没有仔细认真的去研究过到底什么是枫桥，是哪一个枫桥。这首《枫桥夜泊》中诗人张继所描写的是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枫桥镇的夜晚美景，而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枫桥经验中的枫桥却应该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同叫枫桥镇，两个地方却相距二百公里，分属不同的两个省份。那么这个浙江省诸暨市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这里虽然没有留下过优美的诗词，但是却也一样留有美名，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远古时期的大禹曾经在此召集和封赏诸侯，这“诸暨”二字，就是天下诸侯驻留议事之地的意思。同时，诸暨还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相传春秋时期吴越交战,绝世美人西施受越王勾践指派北上吴国,途经枫溪江时，突遇山洪暴发，危在旦夕，这时一棵枫树突然倒下，横亘枫溪江两岸，架桥成渡，使西施安全渡河，这枫树倒下的地方就被后人称之为枫桥。现在的枫桥镇是诸暨市东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仅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枫桥镇就出了35名进士、68名举人。浓厚的文化底蕴，滋养出了享誉华夏的“枫桥经验”。

1、“枫桥经验”的诞生

“枫桥经验”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对“四类分子”的

改造。（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对“四类分子”的社会改造工作，主要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但一些地方在对“四类分子”的改造中产生了过火、过激的行为，包括乱捕、乱斗、乱打等情况。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到浙江指导工作时，发现了枫桥不但没有捕人、没有打人，就仅仅只是依靠群众用说理斗争的方式制服了敌人。于是，公安部领导将此事口头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表态：“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蹲点调研、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联合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的文章（1992年5月，枫桥撤区并乡，称为枫桥镇），其主要精神，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11月20日，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自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1964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从此，一场轰轰烈烈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展开。“枫桥经验”在浙江推广也取得了明显成效。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2，捕人率为万分之0.53和0.25，出现了“捕人少、治安

好”的安定局面。

2、枫桥经验的变革

“枫桥经验”在全国推广了仅仅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枫桥经验”被诬蔑为是“和平改造”、“阶级调和”的经验，受到冲击并一度中断。1970年12月1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会议重新肯定了“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挽救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20 世纪70 年代，枫桥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敢地冲破了“左”的禁锢，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

1979年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同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

经验。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83年，全国以枫桥为榜样，一律摘除了“四类分子”帽子。

改革开放后，党的路线方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此时，“枫桥经验”也受到了广泛质疑。大家都在想，现在“四类分子”没有了，还要不要再推广“枫桥经验”？1979年，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作出了明智的表态，即农村的治安问题依然复杂，“枫桥经验”依然适用。

在枫桥，有一个案例一直被群众引以为傲。1987年，谢某28岁，他的家境在那个年代也还算不错。谢妈妈开着一家小吃店，谢爸爸是搞运输的，经济收入很可观。技校毕业后的谢某就在妈妈店里帮忙。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可是谢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周围邻居都说，他年纪虽小，却精通赌道，大赌小赌样样来，麻将牌九全都会。一次在朋友家里，他一赌就是两天两夜。不到3年，他就欠下了3万多元赌债。谢某本来有个女朋友，女友家里见谢某如此，当然不同意女儿再与他交往，要两人分手。谢某的事情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村里召开村委会，邀请派出所民警参加。会上有人认为应该把谢某交给公安机关严肃处理，但大多数村民表示，大家都是看着谢某长大的，好好教育他还有得救。村支书当场拍板，要大家齐心协力挽救他！之后，村干部一个个找他谈心，派出所民警给他开小灶，上法制课。古话说得好，“鸟有巢不闹，家有女则安”，村里还专门派了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前往

谢某女友家中做工作。村里为表重视，特意包了辆出租车，带上近百元的礼品上门。女方父母没想到村里那么看得起他，转变了想法。谢某表现也非常积极，做出了承诺。女方家里同意两人结婚。成婚后，村领导还引导谢某妻子吹好“枕边风”。派出所民警碰到他，也总会唠叨几句，坚定了他戒赌的信念。第二年，诸暨发生大洪灾，谢某7天7夜奋战在抗洪大堤上。他的转变让村里人个个拍手称赞。后来，谢某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了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上。

3、枫桥经验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枫桥率先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逐步探索形成了融“打、防、教、管”于一体“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

枫桥创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引起了上级公安系统的重视。1990年5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对此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依靠群众管治安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根本———枫桥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做法》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199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批转，要求全省推广学习。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转发了调查报告，并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也逐步形成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社会各方

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各种手段，预防和惩罚违法犯罪，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逐步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的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1991年2月和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我们开展综治工作的最基础性文件，两个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伴随着两个决定的颁布，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乔石担任第一任中央综治委主任。中央综治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法委，由当时的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束怀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至此，全国才由上至下设立了各级综治委和综治办。可能大家有的不太清楚，咱们的纪书记、张书记、孙书记，这都是我们原县级绥化市综治办成立的见证者，也是原县级绥化市综治办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冲撞，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

转移，枫桥干部群众在合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及时把坚持“枫桥经验”的着力点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上，注重加强农村治保会等组织建设，率先制定了《治安公约》，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在实践中先后探索形成了“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等，依靠群众就地消化了大量纠纷矛盾和一般治安问题，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他们制定的《治安公约》，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村村规民约的前身。

1993年11月，诸暨市委隆重召开了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内涵再一次升华。此后，“枫桥经验”又一次闻名全国，成为农村基层综治工作的样板。

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调研，形成了《预防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枫桥经验”新发展》的报告，总结出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经验。中共浙江省委转批了这个报告，指出：“‘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对于我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普遍

指导意义。”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一文，并配发《“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再次推广介绍“枫桥经验”。

习总书记多年来一直对“枫桥经验”倍加重视,在他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赶赴枫桥调研。他提出了“毛主席当年肯定‘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这一课题”，让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调研和反复探讨。

经过习总书记的实地调研，他指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不动摇,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平安社会。”

2003年11月8日,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04年6月，中央综治委在杭州召开全国综治工作会，总结推广“枫桥经验”。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习近平强调, 要通过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做好

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浙江省成为第一批开展平安建设的省份。

我们黑龙江省是在2004年末开展平安建设的，也是较早开展平安建设的省份之一。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开展平安建设的想法，最开始并不是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综治委提出来的，而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展平安建设，建设平安中国”的响亮口号。这一举措，得到了罗干同志、周永康同志的充分肯定，并要求把“平安中国”打造成为精品。2005年10月，中办、国办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开展平安建设活动。

2006年4月26日，浙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疏导化解机制、打防控一体化工作机制和基层管理服务机制，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法和途径，积极推进综治网络建设，把综治工作覆盖到全社会。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周永康出席会议并强调，“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这是一笔宝贵财富，要一以贯之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创新。

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孟建柱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有哪些？

通过前面，对枫桥经验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的共同学习，我们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我们进行一些简单总结归纳，也方便大家记忆：

1、“枫桥经验”最常用的基本表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3、被赋予最新时代特色的“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

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

4、“枫桥经验”最为典型的“四前”工作法：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5、“枫桥经验”中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6、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人民公安为人民，社会治安众人管。

民警风貌和态度：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

民警岗位基本要求：一张笑脸相迎、一句您好问候、一把椅子让座、一片真诚办事、一声再见送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

“三送”活动：送法律到家、送服务到家、送平安到家。

“五勤”工作机制：勤下乡、勤走访、勤记录、勤宣传、勤服务。

7、信访的经验：

“三个一样”的要求：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样、干部与群众一个样、法人与公民一个样。

“四要四不要”的纪律：要以理服人，不准以势压人；要耐心疏导，不准强迫粗暴；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要廉洁奉公，

不准营私舞弊。

“三勤一不怕”：脚勤手勤嘴勤，不怕得罪人。

“三访”工作机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坐等来访为主动走访，对疑难信访实行联动息访。

8、改造的经验：

“三个真”原则：真理教育人、真心帮助人、真情挽救人。

“四访四必谈”：归正人员婚丧必访、有病痛必访、有纠纷必访、遇突发性事件必访。

9、“帮教”的经验：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

“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思想上帮心、生活上帮扶、经济上帮富；事先向监狱延伸、事中向生产生活延伸、事后向巩固提高延伸。

10、调解的要求：

“五个优先”：容易激化的纠纷优先调处，经济纠纷优先调处，“三养”纠纷优先调处，有倾向性、牵连性的纠纷优先调处，影响生产的纠纷优先调处。

“四个统一”：调解干部调解纠纷时认识要统一、调解纠纷程序要统一、法律政策依据要统一、处理方案要统一。

“六个用心”：倾听当事人陈述要专心、调查取证要细心、开展疏导要耐心、调处纠纷要诚心、下达结论要公心、遇到反复要有恒心。

“四快”工作法：矛盾纠纷及时受理、取证调查及时到位、组

织调解及时有效、案件办毕及时报结。

“四先”：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大家可能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要求，在我们的身边都是随处可见的，也是我们政法、综治工作中最基本的一些要求和工作方法，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些都出自于、发源于枫桥经验。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个问题，“如何结合北林实际，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

50年前，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实践充分表明，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都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彰显了独特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宝贵财富。“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它说明只有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半个世纪以来，“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创造出新的实践成果。回顾“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历程，根本一条就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新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使这个老传统历久弥新，让这棵常青树更添活力。

十大创新做法

民主恳谈聚人心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是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广，并于2004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领导下访解民忧

2003年9月18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部分省领导和省直15个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开了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如今，领导下访这一做法，不仅成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以贯之的自觉行动，也已在全国推开。

综治中心促稳定

2004年初，全国首家乡镇综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区乔司

镇成立。中心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于一体。这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创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建立综治中心。

村务监督更阳光

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老乡警察管老乡

2004年8月，诸暨市公安局与江西省遵义县等地公安局协商，遵义县先后派出4名民警，与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来民警共同组成的外来人口管理警务组。“外警协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来人口管理的大胆探索和制度创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

法律服务一体化

2009年开始，省司法厅在国内率先建立公益、专业、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务，并大力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村）”活动。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建立法律服务中心，基本实现村居都有法律顾问，唱响了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的浙江“好声音”。这一做法，已推向全国。

应急联动保民安

2008年，金华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将原公安110、消防119、交警122、卫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电95598等多个部门的报警接处平台合并为新的110，构建了以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政府各部门为骨干的应急大联动工作体系。此举在全省推广，曾获得全国管理科学创新奖。

邻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开始，宁波市江东区开始探索建立社区邻里中心。有了邻里中心后，不仅很多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还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会组织。目前，江东58个城市社区都设有邻里中心。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开，并获得去年的“中国社会创新奖”。

网格管理强服务

2007年，“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诞生，全镇被分成32个管理服务网格，所有居民被纳入单元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一支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开。

个人图书馆2020-8-11

山丹东乐镇创新“枫桥经验”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

近年来，山丹县东乐镇结合工作实际，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契机，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聚焦基层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注重调动综治、司法、公安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不断增强，谱写了“枫桥经验”东乐实践新篇章。

各级力量整合化 “小平台”聚合“大调解”

基层社会治理重在时机早、重在小处着眼。坚持“防范在前、发现在先、化解在快、处置在小”,对村社难以调处的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在镇级层面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强化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

2019年，东乐镇以镇、村两级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村警务室为平台，有效整合镇各村纠纷排查调解资源力量，突破站所间的条块束缚，将纠纷排查、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公共法律服务等多种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形成镇村社三级联动、站所同频共振的全覆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络。同时，坚持把“五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融入每月5日党员固定活动日当中，定期分析研判社会稳定形势，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切实发挥“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和“百事服务团”职能作用，“管”字退场、“治”字登台，打破了党政组织“包揽事务”的传统模式，打造不同形式的群众参政议政新平台，切实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目前，各村协调解决工程建设、拆旧复垦、环境卫生治理等全局性问题62件，各社自主解决低保评定、经济纠纷83件，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的工作格局。

该镇用好“枫桥式”乡镇、司法所、派出所这根“针”，连起职能部门多条“线”，用“小平台”聚合“大调解”，形成矛盾化解新格局。今年以来，东乐镇“多元化”矛盾调解中心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60余次，摸排苗头性矛盾纠纷9件，成功调解矛盾纠纷6件。

信息收集前移化 打通群众诉求通道

充分利用每月党员固定活动日开展“百姓议事会”，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定期组织党员、群众、乡贤等各界人士共商共议共解，并通过网格民情分析会、人大代表定期走访、村干部坐班等，及时收集、处理群众反映的意见、问题和困难，让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好”。

以前，居民群众反映问题、解决矛盾总要到政府办公楼，一来群众要反复来回跑，二来群众的情绪状态不自然激发矛盾。而在镇村两级综治中心，着力推行“一个地点办公、一个窗口受理、一个网络联动、一个口径回应答复、一个流程办结、一个责任落实”工作机制，通过干部接访、走访、摆谈、座谈等多种渠道，了解居民生产生活中政策困惑、法律需求、风险防范等，在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历史文化的公共空间将信息收集“前移化”，反而让居民群众可以畅所欲言，干群之间沟通顺畅。

截至目前，该镇举办百姓议事会9场，民情分析会12场，共收集到民情民意164条，解决群众身边大事36件，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

调解机制多元化 筑牢社会稳定防线

“钥匙一多，锁也就好开了”，该镇镇村两级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人民调解委员会、村警务室不仅着力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制定定期排查、分流指派、联动联调、突发事件应急调处、定期回访等工作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前期的排查不仅能提前发现矛盾纠纷隐患，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后期的会商让调解更专业化，让居民更信服。

同时，该镇“硬件+软件”齐用力。硬件上，打造法治长廊、法治文化梁、法治图书角等，软件上结合以“七五”普法、法律“八进”等活动为载体，采取“新时代文明实践普法宣讲活动”、普法赶集日、普法志愿者下乡“拉家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治安管理、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让法律触角延伸到村民家门口，引导村民用法律解决身边烦心事和困难事，让居民从“信访”转化为“信法”，为促进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全镇已开展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扫黑除恶、劳动权益保护、防范非法集资、普法知识等宣传活动20余场，成为党委政府宣传中央精神、法律法规等最直接最有效的平台。

张掖日报2020-5-29

绍兴法院：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今年以来

绍兴全市法院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争取党委领导、政府支持、部门协同，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前移工作关口，创新解纷形式，立、审、执全方位推进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切实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1至9月，绍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同比下降5.32%，17.73%的案件实现诉前化解，多项数据高于全省平均值。

重心下沉，聚基层共治合力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诠释了我国自古以来防重于治的传统思想。预防为主，下沉重心，协调借助当地党委、政府的力量实现纠纷共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是诉源治理工作的应有之义。

“污染物的处置和排放，务必符合标准！”今年的“世界环境日”前夕，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法律服务团队来到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纺织企业内，提示和普及各类法律风险。今年初开始，由基层法院员额法官、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组成的近百个“三服务”团队进村入镇，形成法院与各基层单位的密切联系网。他们和各村居、民营企业一一结对，针对性地提供法律咨询、业务指导、纠纷化解等多元司法服务。同时加强与人民调解员、司法联络员、驻村指导员和基层干部的有效衔接，通过业务培训、以案代训、庭审观摩等形式加强工作指导，推动建立由基层党委、政府牵头，综治、信访、劳动、卫生等部门联合参与的基层治理联动机制，在纠纷源头凝聚起合力。

今年8月，绍兴中院唐学兵院长到新昌走访企业，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以人民法庭为代表的基层司法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9月16日，浙江法院“一庭一品”系列直播活动第三场走进嵊州市人民法院黄泽人民法庭，“大樟树下讲法普法，老祠堂里化解纠纷，家训馆中释法说理”的独特治理模式吸引了数十万网友的目光。

“我要当孙子、孙女的监护人！小孩十多年来一直都是我们老两口抚养，他们的妈妈一点责任都没尽到！”“我是小孩的妈妈，凭什么把监护权让给你？”母亲罗某和丈夫结婚后生下一对儿女，夫妻俩经常外出打工，就把小孩交给乡下老家的爷爷奶奶照看。但去年，罗某丈夫因公死亡，留下大笔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这笔钱，成为这对婆媳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法官刘艳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关乎孩子前途命运的案件：强行判决只会激化矛盾，双方静下心来协商解决才是根本之道。结合“敬宗睦族，敦厚退让”的当地家训传统，刘艳从孩子今后发展和其对爷爷奶奶的感情依赖等角度，耐心地向母亲分析解释；同时劝解奶奶，父母亲情无法斩断，家和才能万事兴……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奶奶也撤回了变更监护权的申请。

经统计，今年以来，绍兴全市法院24家人民法庭中，有18家实现收案量的同比下降，在基层司法的最前沿阵地上，“诉源治理”攻坚战正不断收获胜利。

黄泽法庭将“羲之家训”等传统善良文化风俗融于调解工作中，结合 “接地气”的基层普法，将更多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

工作关口前移的同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主动摸排线索，对民间借贷等重点领域的虚假诉讼予以精准打击，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先后制定下发《关于建立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联动衔接机制的意见》《关于开展涉“套路贷”虚假诉讼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建立起虚假诉讼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全市两级法院先后公示“职业放贷人”名录200余条，近年来共排查疑似虚假诉讼线索220余条，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或案件68起；受理涉及虚假诉讼的犯罪案件33件81人，不法分子企图通过诉讼谋取利益的犯罪行为得到坚决遏制。

今年7月30日，绍兴中院召开打击虚假诉讼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构建起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整合资源 显多元化解效力

在“分调裁审”改革的背景下，构建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推进诉源治理的重要途径，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成为亟待克服的难题。

“要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行政争议防范化解工作。”5月28日上午，由绍兴市市长盛阅春率领的百余人“问政团队”来到绍兴中院，旁听了由诸暨市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庭审。为进一步加强府院联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绍兴中院制定出台《保障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讼权利的若干意见》，并在全市法院挂牌成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通过诉前引导、庭前沟通、庭中析理、庭后协商，前三季度95例涉党政中心工作和重大敏感案件的行政争议在诉前化解，一审行政案件收案同比下降了20.74%。

今年5月28日，绍兴市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工作联席会议在绍兴中院召开，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盛阅春率100多名“一把手”来到法庭“问政”。

“慢工出细活”说的是精雕细刻，但对于占绍兴法院干警总数10%的调解速裁团队来说，办案的“快”和“细”一样不可或缺。这支拥有54名员额法官、35名法官助理、52名书记员及21名辅助人员的司法“急行军”，承担着除法定不能调解或不适宜调解外的案件处置和所有简单案件审理工作，为其他业务庭室分流了大量“一线火力”。今年以来，马不停蹄的绍兴法院调解速裁团队已审结一、二审案件20396件，其中以调解、撤诉结案12903件，调撤率达63.3%。通过繁简分流，审判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司法效率大幅提升。

前不久，一对特殊的夫妻来到了绍兴中院的家事诉讼中心。2016年10月他们经人介绍相识后办理了登记手续，然而因为彼此了解时间较短，性格上的差异和沟通上的障碍在婚后逐渐显现，从2017年开始王某就一直住在娘家，而赵某先后两次起诉离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家事诉讼中心首批“家事观察员”王建红接受了这次调解的重任。

作为专业的婚姻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王建红有着一定的手语基础。通过耐心细致的交流，聋哑人夫妇对法官和王建红逐渐产生信任，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双方主要是对于离婚后聘金的返还金额产生分歧，丈夫赵某希望妻子全额返还15.5万元聘金，这远远超过了妻子的承受能力。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法官邀请这对夫妻听取了越城区“婚姻家庭学校”的首期现场授课，并接受了心理咨询，最终经过法官和王建红3个小时的“无声调解”，双方“和平分手”，赵某仅要求返还聘金3.5万元。

9月7日，绍兴市家事纠纷诉源治理推进会在越城区人民法院召开，全省首个“婚姻家庭学校”揭牌成立，当天就有14起家事纠纷在这个学校内成功调解。本着“积极挽救危机婚姻，和谐终结死亡婚姻”的教育方针，学校创新各类活动形式，为辖区居民提供集婚姻辅导、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多元调解等一体化综合服务，成为家事纠纷诉源治理改革的重要阵地。截至9月，绍兴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家事案件4194件，其中的60%通过调解、撤诉结案。

今年9月7日，全省首个“婚姻家庭学校”揭牌成立，当天即成功调解14起案件，成为家事纠纷诉源治理改革的重要阵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后，有着来自各界力量的广泛支援。

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内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房间，没有审判台，也不设原、被告席，这里却是绍兴法院系统援引社会各界力量打造诉调对接“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缩影。2018年2月，诸暨市法院作为十个先行试点地区之一，在全省率先上线运行ODR平台。当事人通过相应网站、小程序或APP登录进入，即可获得由律师调解组织、综治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乡镇调解组织在内460余家调解机构的2617名调解员提供的海量在线服务，重点针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简单民事案件开展诉前调解。运行一年多来，绍兴全市法院的ODR平台先后受理纠纷2.6万件，调解成功2万余件，成功率80.5%。

今年8月1日，诸暨法院ODR平台连线最高法院新闻发布会，向全国介绍平台运行基本情况。

创新举措，增协调运行动力

随着近年来司法权威的进一步树立，“上法院打官司”已成为群众在遭遇纠纷时的第一反应，对于法院而言，这既是责任，更是挑战。应如何将非诉讼解决机制挺前面，合理告知诉讼风险，引导群众通过更为高效便捷的形式解决矛盾；又如何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当事人进行立案、缴费、查询等诉讼环节，确保“最多跑一次”？

这些问题的答案集中在一本小小的蓝色宣传手册中。

绍兴中院的“二十二项清单”

针对立案受理条件不清晰、所需材料多、诉讼流程复杂等群众反映的难点问题，绍兴中院出台实施“二十二项清单”，以普法手册的形式印发，供当事人随时取用。“‘二十二项清单’包含了12项立案服务、6项诉讼服务、4项网上服务内容，并附带诉讼流程图和15种常见诉讼文书样式，全方位一体式告知诉讼条件和流程途径。”绍兴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金世庆这样介绍道。同时，不履行举证责任导致的败诉风险、无财产可供执行时的执行不能风险等诸多诉讼风险也在“清单”中得以体现，提醒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化解途径。

随着绍兴法院24小时自助法院的建立和“移动微法院”的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自助查询、材料中转等环节不再受时空约束，以柜台服务、网上服务和自助服务为一体的全天候、全方位诉讼服务体系在绍兴法院逐步构建完成。仅9月份,就有8970件案件通过“移动微法院”审结，占适用案件的86.21%，居全省前列。

实践中，绍兴法院坚决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通过加强诉讼风险提示、不履行生效裁判后果告知、法律文书生效后释明，切实提升服判息诉率和自动履行率，确保诉源治理工作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全方位覆盖。

为树立“让更多案件自动履行、更少案件强制执行”的鲜明导向，绍兴中院在新昌县人民法院试行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后果告知推送机制，通过《告知书》、短信、微信、移动微法院等方式和平台，在立案、审理、财产保全等重要诉讼节点针对性、预见性地推送法律常识和反面案例，让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充分了解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后果，尤其是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今年以来已向案件当事人进行告知推送9803人次，762人收到告知后自动履行了法定义务，到位金额2.05亿元。

而对于依旧执迷不悟的“老赖”，绍兴法院丝毫没有手软。今年7月，一场代号为“联合执行月”的“全城热搜”行动由绍兴中院牵头启动，1000余人次执行干警根据前期摸排结果兵分多路，先后抓获被执行人637人，拘留332人，罚款623人，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48件58人，执行到位金额1.16亿元，腾退不动产54万平方米。在首日开展的“集中搜捕”行动中，浙视频、中国蓝、一直播等3路平台进行全程直播，点击量达300万余次。相关做法先后获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市委书记马卫光，市委副书记、市长盛阅春的批示肯定。

今年7月22日晚22：00，绍兴中院举行“集中搜捕”行动现场发布会，宣布对当晚抓获的113名被执行人集中送拘。

以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重要手段，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司法需求为强大动力，绍兴法院将不断构建完善“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的诉源治理新体系，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贡献愈来愈多的司法经验和保障。

澎湃新闻2019-11-3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抗疫社会治理赋能

□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东升

□ 通讯员 杜萌颖 张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到政府部门、下到市民个人，各地形成全民抗疫之势。浙江省诸暨市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充分发扬“枫桥经验”精神，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社会各平台的组织力，创新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资源整合、问题解决方案，实现社会基层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转化“负能”提升凝聚力

1月29日，诸暨市枫桥镇一村民确诊新冠肺炎，枫桥派出所民警陈大源护送他乘救护车到定点医院治疗。第二天，医护人员到这位村民家中消毒的短视频在微信群传开。

很快，有网民开始挖确诊村民的隐私，有人添油加醋地传播谣言。在枫桥派出所所长杨叶峰的布置下，民警很快找到造谣者予以劝诫，同时发布辟谣微信。随后，村里的党员干部号召村民不要慌，村民们在群里互相打气，还出了不少严防死守的好点子。

针对确诊患者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情况，枫桥镇社会事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联系市心理卫生协会开展心理干预。

在疫情严控期，这样转化“负能”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为了化解焦虑恐慌，巧用群众力量，诸暨市依托“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县域社会治理模式，发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各级综治中心和全体网格员的作用，实施“地毯式”滚动摸排。网格员在全市乡镇街道社区开展滚动摸排、卡口执勤，代购生活用品，加强防控措施。除了1203名专职网格员与5000多名兼职网格员、平安志愿者，全市4400多个基层党组织、8万余名党员干部全部投身防疫一线。

诸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以及民政、卫健等部门，充分调动全市千余家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以及行业协会、联盟抗击疫情，组织他们参与执勤、服务群众，不断涌现出基层自治的典型范例。有的社区推出自助售菜摊、共享菜篮；有的乡镇提出村村联防，扩大联防包围圈，节省人力……这些防疫好点子，在政府部门的孵化监管下，被不断复制推广。

依靠与发动群众，始终是“枫桥经验”的精髓。通过应急处置、地毯式摸排、个性孵化，使得诸暨市的防疫工作整合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与自下而上的民智民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正向态势。

一抑一扬构筑发展新势能

“你从安徽回来，一定要先去所在社区登记报备，再填写相关复工申请表格，同步准备好防疫物资……”2月17日，诸暨市华安汽修老板、平安观察员周建勇在电话里，向另一位河南籍的汽修厂老板介绍复工流程。去年8月，诸暨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成立了首支平安观察员队伍。如今，这支队伍成员立足各自的行业协会，助力平安复工。

随着疫情防控势头向好，诸暨市委、市政府提出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两手抓”，把握出台相关返岗奖励、复工奖励等政策，更广泛地发动生产经营、人力资源、财政税收等各界力量，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把被疫情压制的社会生产动能，转化为上下一心谋发展的势能。

诸暨市店口镇出现企业“以大带小”的事例，先复工的规上企业通过帮扶产业链中下游的中小企业，以共享职工宿舍、生产资料等方式，促进整条产业链上下游的产能恢复。同时，面对全球肆虐的疫情，一些企业改造生产线生产防疫物资。如纺织上市公司浙江富润控股集团旗下子公司诸暨富润宏泰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引进口罩机、原材料等物资，于3月7日开始生产口罩，如今日产口罩约7万只，不仅服务本地企业复工复产、医疗机构和学校复学，还将捐赠给疫情严重地区。

正是在有序复工的氛围下，至3月2日，诸暨2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79.8%重点续建项目也已复工。紧跟着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力以赴冲刺一季度、争取“半年红”的目标，代表了诸暨治理的效能、盛世回归的信心。

科技助推人力科技新协同

“8点24分，在姚江镇，红码人员张某开门，请核查。”3月10日9时，诸暨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晓春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他立即联系姚江派出所民警上门调查。很快，从山西老家回诸暨打工的张女士就被采取了居企隔离措施。

浙江率先实施“健康码”管理制度以来，诸暨市面对复工复产带来的外来人员回诸数量多、涉及面广的现实问题，开发应用“平安码”管理制度，在原有的流动人口智慧化管理平台上，增加了“红黄码预警”。通过手机App与全市出租屋门锁蓝牙相匹配，外来务工人员返回诸暨的出租屋，登录手机“云开门”功能并提交“健康码”才能进入，系统通过识别上报无码人员、红黄码人员，对居家隔离人员进出门发出警示，大大提升了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可控性。

像这样以大数据带动疫情防控触达细枝末节的“网上枫桥经验”，已经成为诸暨抗疫全过程中的强大助力。

早在疫情摸排阶段，诸暨市公安局就开发了一款信息管理系统，将来自10多家单位的信息汇总比对，最高整合近50%的重复数据，提升了排查的准确性。在服务市民方面，诸暨市各部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线一批数字便民服务，提倡市民“网上办、掌上办”。诸暨市农业农村局筛选公布了16个蔬菜配送单位联系方式，方便市民下单、商户派送。在疫情防控期间，诸暨市矛盾纠纷线上化解平台活跃，诸暨市人民法院运用“移动微法院”，受理网上立案申请437件。到了全面复工复产时期，诸暨市供电局每天公布“企业复工电力指数”，逐一分析全市数千家规上企业的用电情况，以数据服务复工。

“人力+科技”的防控部署，让大数据这支全新的“指挥棒”拥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数据接口，提升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的精准度，成为科学决策部署疫情防控的左膀右臂。诸暨市也凭借“网上枫桥经验”，大大提升了网络社会综合治理能力。

法制日报2020-4-1

宁夏打造“塞上枫桥”品牌司法所参与基层治理

既当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参谋官，参与基层政府规范化运行体系建设，又做基层政权安全的稳压器，多元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是宁夏司法所3轮改革后为司法所设立的新定位。

201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在认真总结星级司法所创建工作经验基础上，启动司法所标准化建设。目前，已建成首批标准化司法所61个。

今年4月，宁夏司法厅在全国率先出台司法所服务基层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基层司法所积极参与基层政府规范化运行体系建设，为乡镇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法律服务水平，加强乡村文明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塞上枫桥”调解品牌建设指导，深化人民调解“四张网”，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治理水平。

当好推进法治建设参谋助手

近日，同心县兴隆乡圆满完成村、乡两委班子换届工作，兴隆乡司法所所长黑珊得到乡党委、政府高度评价。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黑珊自录换届纪律十不准禁令音频投放到乡里的各个微信工作群，换届期间，黑珊变身网格员，深入各村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去年12月，时任乡长、兴隆乡党委书记马斌文出庭应诉一名村民状告乡政府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因为有司法所审核后的答辩状，再加上行政程序合法依规，在法庭上我很有底气。”马斌文告诉记者，以前司法所只负责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现在通过担任法律顾问、合法性文件审查等方式，有效参与到基层法治建设中来，为乡镇、街道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务，堪称基层党委政府推进法治建设的参谋助手。

依法全面履行工作职能、完备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宁夏司法厅要求基层司法所主动为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加强司法所各项工作业务大数据分析，每半年至少向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提供一份法治报告，深入分析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基层依法治理中取得的成效、存在风险问题以及对策建议，全面提升基层法治水平。

精准法律服务创建法治乡村

“积极参加普法学习一次积两分、举报违法行为有功的一次积5分、大学生毕业后回村创业积30分、收取高额彩礼一次扣10分……”

“村上每月都会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一旦排查出纠纷，村调委会先介入进行调解，化解不了的上报乡司法所，司法所会联合派出所、乡综治办一起调处，必要时我们还会动员群众参与化解。去年，新旗村村民马志珍就主动参与了一起邻里纠纷调处，根据积分卡制度获得3个积分，起到良好带动作用。这几年，兴盛乡没有发生矛盾纠纷上交或激化的恶性事件。”讲起积分制的好处，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司法所所长沙晓玲如数家珍。

“实践证明，司法所在基层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宁夏司法厅厅长冯自保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能够提升全民法治素养，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通过指导制定村规民约和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有助于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司法所建设得好、工作开展得好，基层法治建设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在探索建立村民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吴忠市大力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村民遇事找“法律明白人”已成为共识。今年，银川市司法局为100个偏远乡村配备法律服务系统以及可视智能终端，由专业法律机构为偏远乡村群众提供足不出户的“面对面”法律咨询服务，让老百姓在家里就能通过电话“点餐”服务项目，精准解决法律便民“最后一米”的问题。石嘴山市313个村（社区）均配备了法律顾问，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

多元化解矛盾打造“塞上枫桥”

“曹洼司法所已连线，音视频正常，请求远程协助。”

“信息指挥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在线值班，音视频正常，可以开始远程援助。”

近日，发生在海原县曹洼乡的一起邻里纠纷，通过该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远程援助系统，让县城服务大厅的法律援助律师与数十公里外大山里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及当事人“面对面”开展调解、释法，最终圆满化解纠纷。

近年来，宁夏司法所调解工作线上线下齐发力，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调解服务质量得到群众认可。同时，进一步突出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实行排查、研判、化解、回访“四清单”管理，推动矛盾纠纷化解“闭环”运行。

前不久，在贺兰县诉前调解室里，市民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纠纷一站式解决了，当场签下调解协议。刘先生是做装修建材生意的，老客户纳先生从他那里进货多年，但是最近有一笔货款未付，刘先生索要不成去了法院。得知司法所在法院设有诉前调解组织，就放弃了打官司，选择进行调解。

今年以来，宁夏司法厅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一系列文件，通过打造一站式调解平台，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塞上枫桥”调解品牌建设，实现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互联互通，让人民调解与群众法治需求密切对接。

“智慧司法+乡村司法”，司法所服务基层创新举措遍地开花。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各社区吸收了一大批特色金牌调解员，“马清华调解室”“评理说事点”等调解品牌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建立法律服务社、议事堂等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广泛聘请推选乡贤、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基层治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法治网2021-12-7

丽水公安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擦亮新时代“枫桥经验”金字招牌

侨乡好警务山区好治安警民好生态

丽水公安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擦亮新时代“枫桥经验”金字招牌

聚焦“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

□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东升

□ 通讯员 王豪 梅映雪

青山巍巍、绿水迢迢、生机勃勃。

浙江省丽水市，被誉为“中国生态第一市”，是“两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是“丽水之赞”的光荣赋予地。

近年来，丽水市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拓展“绿色警务、护航‘两山’，红色铁军、挺进长安”工作主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实践“侨乡好警务、山区好治安、警民好生态”护航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2019年，丽水市群众安全感满意率98.20%，居全省第二，其中群众对公安工作认可度98.23%，居全省第一，治安领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99.08%，居全省第三。

丽水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毛建国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丽水公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绿色警务引领下的丽水现代警务模式，擦亮山区、海外‘枫桥经验’金字招牌，让群众有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造新型城乡社区警务共同体

“我们是专程来致谢的，茶叶销售难题得到解决，真的多亏了你们。”3月20日，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均溪村党支部书记何建星为大港头派出所送来锦旗。

今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村民种植的草莓、茶叶等农作物遇到销售难题。民警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困难，组建微信服务群，推出“菜警官”警务机制，为村民建起临时交易市场，争分夺秒帮助村民将农作物换成“真金白银”。短短两个月，“菜警官”为辖区群众协调解决问题82个，获得群众点赞。

丽水市公安机关以社区（村）警务室为主阵地，通过整合基层“四个平台”、全科网格等基层组织及网格员、调解员、志愿者、民间救援等力量，共同参与基础排查、人口管理、纠纷调解、应急救援等，全力打造新型城乡社区警务共同体。

农村警力薄弱，为破解难题，莲都公安分局推行“一村（格）两警长”制，选派503名原籍民警、辅警回乡驻村，以乡情、亲情化解警情。

缙云县公安局壶镇派出所镇中警务室集合了流动人口登记、部分户籍业务、交通违法处理、矛盾纠纷调解等10多项职能，其中招牌调解“正道讲和”整合综治调处中心、110联调中心、商会调解中心等65个调解组织、153名调解员，今年以来化解矛盾纠纷229起，调处率达100%。此外，民安救援队常驻警务室，遇有警情，可最快速度参与救援，大大提高了效率。

遂昌县公安局在20个乡镇203个行政村设立“一格一警”警务工作点，细化449个网格，195个村（居）社实现“零发案”。在石练镇，派出所针对辖区外地移民多的实际，组建“乡音”调解队，今年以来警情同比下降25%。

继承“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以打造“最红支部·最红党员”为载体，丽水市公安机关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彰显出独特的浙西南红色基因。将党员民警下派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市共有2040名民警、2320名辅警分别被派驻到2850个行政村、3512个网格兼任网格警官，实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服务到家。

建强集约化运作合成作战体系

“真的没想到，短短3小时，你们就把案子破了，真神！”遂昌县金竹镇茶竹岭村村民何先生从民警手中领回被盗财物，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3月21日上午，何先生报案称家中现金被盗。遂昌县公安局湖山派出所民警结合线索，依托网格排查等，嫌疑人吴某很快落网。

不断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丽水市公安局全面构建绿色警务引领下的现代警务模式，建强集约化运作的新型合成作战体系，全面提升核心战斗力。2019年，丽水刑事案件发案数降至近20年历史新低；治安案件发案数、“两抢”、盗窃案件在连年下降基础上同比分别下降12.26%、76.36%、33.87%。

在云和县，一种依托派出所综合勤务指挥室的“蜂群技战法”正发挥着巨大作用，25个联络群、5000余名成员，24小时联动，全时空守护辖区平安。云和县可防性案件下降11.31%，派出所刑事破案占比达34.80%，实现了派出所警务效能和打防管控水平双提升。

丽水市公安机关全面打造实战型、智慧型、主动型的现代基层派出所综合勤务指挥室，探索建立警令调度、数据应用、执法指引的精准勤务体系，实现指挥架构由“金字塔”模式向扁平化模式转变，为警务实战、服务民生提供精准化数据支持。

做好高品质公共服务产品供给

“防控措施是否到位，还有哪些困难急需解决？”近日，青田县公安局400多名民警深入辖区开展“三服务”活动，助力企业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道“小门”。

立足侨乡市情，丽水市公安局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海外华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通过“警侨驿站”平台为海外侨胞捐赠口罩9000个、中药13.8万包；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将出入境记录证明、户籍信息变更等45项事项纳入“全球通办”服务清单。

同时，丽水市公安局创新推出派出所“1+X”窗口星级标准化建设，从细节入手，提供非现金支付、读秒办件、“刷脸办”等11项便民措施；在等候区添置饮用水、老花镜等16种贴心物品；在采集室提供6类实用物品。满足群众个性化办事需求，以星级标准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让“枫桥经验”落地，让“便民服务”生根。丽水市公安机关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目前，丽水公安“网上办”“掌上办”实现率100%，217个事项实现即来即办，206个事项实现“零次跑”。

线下走访，线上连线。近日，莲都公安分局碧湖派出所15名民警、33名辅警当起“驻群警官”，兼任企业“安防CEO”，面向辖区274家企业开展线上线下帮扶，在安防管理、治安管控、矛盾化解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遂昌县公安局推出“赶街警务”，根据集市日期安排民警“出摊”，提供服务、开展巡防。同时推出“背包警务”，建立36个工作点，提供上门服务。农家乐成为北界镇农民增收致富重要渠道，北界派出所民警上门为农家乐业主提供办证服务，赢得一致好评。

“结合丽水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深化新时代‘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化解各类矛盾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变的初心。”丽水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诸葛俭说。

法制日报2020-5-13

南京六合区构建“1+9”方案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于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出现的主体多元、类型多元、诉求多元等新特征，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立足本地实际，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构建“1+9”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即1支专职调解队伍，9项举措——星级茉莉花调解工作、十佳网格调解员、无讼网格、行走天平、四色工作法、微解纷平台、11大专门调解委员会、心理咨询、调解中心），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解纷服务。

解纷服务“在线”，基层矛盾“掉线”。2020年，六合区诉前调解案件增长1.2倍，法院民商事新收案件下降15.65%，万人起诉率全市最低，重复信访治理申报率78.36%，化解通过率68.46%，全市排名第一，被评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跃升新高度。

打好“预防针”多措并举筑屏障

前不久，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六合区泰山社区某小区开庭。原来，该小区业主王某将自家轿车停放在小区停车位上，第二天取车时发现，车辆的后挡风玻璃被附近居民楼掉落的石块砸坏。在向小区物业公司及社区反映未能得到答复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某将物业公司诉至六合区法院。考虑到案件涉及老旧小区维护问题，法院决定就地开庭审理。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就各自主张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主审法官充分听取了双方意见。因双方分歧较大，该案择期宣判。审判结束后，法院工作人员回答了旁听群众的问题。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巡回法庭进小区现场以案普法，为矛盾纠纷打好了“预防针”，真正实现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

巡回审判，是六合区推动关口前移“治未病”的一个重要举措。预防潜在矛盾纠纷，六合区把法治宣传“挺在前面”，在105个村居成立由政法网格员、人民调解员、法学会志愿者组成的“3支宣传队伍”，搭建“18”法律广场、“法治建设走基层”、法治学校定点培训、法学会志愿者上门服务“4个普法平台”，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编制法治文艺节目，并设立宣传服务台、解答法律咨询，深入推进普法惠民活动。2020年，开展法律宣讲进社区、学校、企业等200多次。

法治润民心，六合区法院还主动“走出去”，构建巡回审判点、法官工作室、法治副主任、法官宣讲团“四位一体”工作机制，推动“行走的天平”进村居，推进诉源治理精准化、全覆盖、深层次、常态化，“面对面”为群众解疑答惑，让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情绪叠加、宣泄渠道不畅、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心理障碍等都容易导致当事人的过激行为，是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六合区在区、街镇、村居三级综治中心建立心理咨询服务站，组建基层心理干预志愿队，实施“暖心行动”，保护群众心理健康，筑牢矛盾纠纷“防火墙”。

掐灭“小火苗”多支队伍在一线

“真是多亏了人民调解员，不然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六合区天一社区居民孙某的一番感慨，让自己的思绪闪回到那段邻里纷争无止无息的日子。

原来，孙某居住的小区属于无物管小区，曾因阳台渗水问题多次与楼上邻居李某协商。李某虽答应但依然多次忘记关闭阳台窗户，给孙某造成一定的损失。一次夜间暴雨，孙某家阳台再次因李某忘记关窗而渗水，同时周围墙体表面涂漆还出现龟裂等情况。次日，孙某气冲冲地赶到社区，要求李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调解员的陪同下，李某和儿子强某一起来到孙某家中。这时，孙某余怒未消，与强某发生了语言冲突。见势不妙，调解员便分开三人，逐个劝解，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孙某与李某达成赔偿协议，握手言和。

矛盾纠纷化解

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选好人民调解员这个“和事佬”是关键。为此，六合区持续吸纳新力量，建立专职调解法官、律师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等多类别的调解员队伍，并对人员准入退出、管理使用、教育培训、考核激励等各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形成了“1+N”的队伍结构模式（1名专职调解员+N名兼职调解员，主要包括网格员、政法网格员、法学会志愿者、“五老”人员等）。

依托调解员队伍，六合区已建有街镇调委会9个、村居调委会105个、企业调委会31个及派驻工作室31个、个人调解工作室42个，有调委会委员528名、兼职调解员156名、专职调解员306名。有事就找调解员，已成六合人民群众的共识。据统计，2020年，村居调解纠纷9493件，街镇调解纠纷11031件，占全区调解纠纷数的73.51%。

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六合区一方面想方设法把基层力量调动起来，一方面推动资源和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开展“最美网格调解员”评比活动，激发网格员调解矛盾纠纷的活力与热情。同时，区委政法委引导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等政法人员组成“政法网格员”进网格；区法学会组织村居干部、社区工作者、平安志愿者、村民小组理事会成员、村居法律顾问、乡贤，以及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老党员等作为法学会志愿者参加基层矛盾化解工作，形成调纷强大合力，让群众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

扎紧“篱笆墙”多方联动齐发力

矛盾纠纷无小事，及时理顺群众心气、消解群众怨气，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关键所在，六合区各矛盾解调中心积极引导群众利用江苏“微解纷”、法润民生微信群、调解小助手、12348热线平台等线上平台申请调解服务，做到调解服务“不断线”“不打烊”。

01

调解服务实时“在线”，还需调解专家拿出“独门绝技”，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六合区横梁街道，提及杨久洲，可谓是家喻户晓。作为“杨久洲调解工作室”的领军人，他的工作“诀窍”就是“用亲情‘和稀泥’，用事实当‘搅拌机’，用法律和道德为当事人‘撑脸面’”，平均每年调解纠纷220余起，没有一起因调解不利导致矛盾激化，成功率达100%。

02

让调解员个个成为“行家里手”，近年来，六合区相继出台《关于建设矛盾纠纷调解“十大品牌工作室”的实施方案》《六合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茉莉花调解工作室”星级创建及考评办法》，推动调解员整体素质“提档升级”，先后涌现了“杨久洲调解工作室”“汪军思调解工作室”等50多家品牌工作室，让群众的牢骚话有更多地儿说、烦心事有更多人管。

03

针对行业特点，六合区还适时建立了交通事故、医患、环境保护、劳动人事争议、物业、婚姻家庭、知识产权、商事等11个行业调解委员会，由律师、政法干警、调解员等组成的38人行业调解专家库，对医患、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物业等重大疑难复杂纠纷“把脉问诊”，实现“行业事情行家办、专业事情专家做”，力促“案结事了人和”。

扎紧矛盾纠纷调解“篱笆墙”，需要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六合区推动各类解纷主体、解纷渠道、解纷平台之间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推动“三调”融合联动，推动诉、调、裁一体化运作，构建多元多极、辐射全局的“大联动”体系，形成多方参与、协调联动、齐心协力的良性发展格局。这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中可见一斑。六合区建设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引入司法援助、总工会、法院进驻办公，为劳动者提供咨询、指引和法律援助，让劳动者享受“一站式”解纷服务。截至目前，维权大厅运作窗口接待咨询6万多人次，受理各类职工劳动维权案件3680件，累计为5000多名职工挽回劳动报酬、社保待遇、经济补偿等各类经济损失上亿元，现已成为法律咨询“服务站”、矛盾纠纷“终点站”。

南京日报2021-11-4

化解纠纷137件 看这个派出所如何用活“枫桥经验”

生活中都少不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也难免有个碗勺碰锅边儿的家庭纷争和邻里摩擦。然而，这些看似芝麻绿豆大小的纠纷，如果处理不好，影响群众的生活，关乎社区的和谐。天津公安河西分局梅江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结合正在开展的“万名民警进百万家”活动，探索创新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守护辖区的安宁祥和。

小事儿速调：把纠纷化解在源头

“警察同志，这小伙子太不像话了，撞了我，还蛮不讲理。”这天早上8点多，在梅江菜市场附近，一位大爷指着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跟出警民警张黎红说道。

原来，大爷刚刚买完菜，拎着一大袋子蔬菜水果正准备回家，这名年轻男子急匆匆走来，由于速度较快，来不及躲闪，一下子撞上了大爷的购物袋。这一下，大爷身体失衡，向后踉跄了几步方才稳住身形。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黎红赶紧开解：“大爷您先别着急，您这岁数最怕情绪激动了，万一气伤身，不是让家里人担心吗。”安抚好了大爷的情绪，他又指出年轻男子莽撞行为的不当之处：“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二字。越是着急的事儿，越是要沉下心来，才不容易出问题。而且，咱撞到人了，最起码的，得跟大爷说声对不起吧？”民警一番既公平，又不失情理的劝说，让年轻人慢慢认识到了自己言行的不当，马上向老人诚恳地道了歉。一场风波就这样悄然的化解了。

梅江派出所全面推行以社区民警为主导、处警民警靠前化解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接待群众、入户走访、巡逻防控，尽快调处、尽早化解，不耽搁，不拖延，不留隐患。对于那些纠纷类110警情，处警民警果断判断，精准施策，快速控制现场，及时化解劝导，有效平息事态。

涉民生联调：让居民真真切切见效果

矛盾化解就是要通过解决问题的实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像是房屋漏水、噪音扰民、违章违建等这类涉及民生的纠纷矛盾，要想有效根治、彻底解决，就需要多警种密切配合，多部门协同发力。

前段时间，家住河西区梅江社区的于大娘特别闹心：楼上住户装修，安装地采暖，巨大的破地砸墙的声响，让年逾古稀的于大娘和老伴不堪其扰。虽屡次与施工方沟通交涉，但仍没能解决。社区民警梁广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到现场查看噪音的具体情况。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心脏真受不了啊！”见着社区民警，于大娘一肚子委屈全都倒了出来。了解情况后，民警当即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工，并迅速会同居委会、物业等部门，对装修施工方下达整改意见，优化工程操作，合理安排工期，对于噪声大的施工操作，要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同时，民警还联系了施工单位的业主，言明情况，达成相互谅解，避免今后邻里邻居再因施工起纷争。很快，噪音的声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于大娘一家生活又回归到之前的平静。

梅江派出所在全力推进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建设的同时，紧紧依托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积极联动其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调处化解合力，共同打造多元共治的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同样是装修问题，噪音扰民让人难以忍受，“异味串门儿”也令人苦不堪言。自从楼上住户装修后，居民李先生家的厨房就经常出现油烟倒灌现象。一到饭点，即便家里不做饭，厨房也弥漫着浓重的炒菜气味，空气中的油烟附着在墙壁或灶台表面。起初，李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致，直至接到楼下住户投诉，这才怀疑可能是烟道出了问题。他们逐家探访，准备找出症结，不想却遭到楼上住户阻拦，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梅江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王旭闻讯立即赶到，迅速控制现场事态，同时，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了街道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联动建委、居委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执法行动。找出问题原因，明确权益责任，多部门严谨规范的执法行为让涉事业主心服口服，当场承诺迅速整改恢复原状。

跟踪反馈：治标更要治本

有些纠纷可以就地化解，而有些矛盾的化解却需要剥丝抽茧，缓缓而为。比如亲子关系。

“您最近和孩子关系怎么样了？”蓝水园社区民警刘凤桐给辖区居民张大姐打电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在校生停课在家，亲子关系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有的彼此加深了了解，变得更加亲密；也有些因为课业学习、生活习性而愈发紧张。张姐的儿子就面临毕业升学考试，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娘俩发生了激烈争吵，还干扰到了邻居正常休息。第二天一早，从昨晚出警民警处得知消息的刘凤桐，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马上与网格员联系沟通，迅速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大姐，毕业班的考生和家长压力都大，孩子这年龄正值青春期，对孩子一些想法看法可以包容一点，毕竟咱也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您说是不是？吵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大了，娘俩心平气和谈谈。”民警入户诚恳劝导，帮助张大姐平复心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考虑反思家中现状。很快，娘俩通过几次深谈，更加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一些问题，并积极做出相应调整，亲子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

出警民警治标，社区民警治本。派出所情报指挥室将接报的各种矛盾纠纷类警情及处置情况第一时间发送至管片社区民警，深挖症结根源，层层施策化解，力争标本兼治。

“老几位，这新法明年1月1日就实施了，您这房子以后给谁，怎么立遗嘱，谁有居住权，《民法典》都规定明明白白。”这天上午10点多，香水园社区民警温宝奇在小区公共健身活动区域，跟几位大爷大娘聊起了《民法典》，现场讲解起了其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条款。温宝奇说，民警在调解家庭矛盾的过程中，离不开两个诀窍：“以情动人、以法服人”。现如今，社区民警将普及法律知识融于日常工作，把每一次警情处置、矛盾化解、入户走访都当作普法过程，使居民百姓自觉尊法学法用法守法。

今年5月份以来，梅江派出所共计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7件，无一起民转刑案件发生，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普遍提升。

中国长安网2020-7-15

九江：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全面提升水域综合治理水平

杨健

九江，简称“浔”，地处长江、京九铁路两大经济开发带交叉点，是长江中游区域中心港口城市，是中国首批5个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与“天下眉目之地”，有“江西北大门”之称。这里拥有长江152公里的黄金岸线和丰水期面积达3370平方公里的鄱阳湖，全市水域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7.66%，俗称“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为长江治理开出了治本良方，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的规矩，也是为发展水域经济划定的红线。不言而喻，水域治理已成为九江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迫在眉睫。

“湖区稳则九江稳，水域稳则九江稳。”近年来，九江市委政法委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把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创新运用“枫桥经验”，成功破解了九江水域治理的“三跨”(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难题，保护了鄱阳湖一湖清水，护航了长江最美岸线，形成了水域治理的“九江模式”。

顶层设计 推行水域治理一体化

九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域治理工作，始终把水域和谐稳定作为“第一环境”，把水域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摆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同部署同推进。2009年5月，九江市在鄱阳湖九江水域设立庐山市、永修县两个综合流动执法检查点，整合水上公安、水利、港航、地方海事四家涉水执法力量，对鄱阳湖区水域治安进行综合整治。2015年，成立九江市水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组长，水上公安、海事、水利、渔政、港航、港口等相关涉水行政单位为成员，下设水域综治办，各涉水县(市、区)参照执行。同时，从水上公安、水利、港航、海事等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长江联合执法队和鄱阳湖联合执法队，实行“四统一”(统一组织领导、统一队伍管理、统一协调执法、统一经费保障)管理机制，24小时屯兵于江面、湖面水上执法一线。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10支水域联合执法队伍，水域综治力量不断壮大。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成功破解了九江市水域治理中跨部门、跨区域的难题，形成了部门协力、市县协同、区域协作的联动机制，实现了水域治理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的工作效能，防止了水域矛盾风险向上传导、向外溢出。

打防并举 推动水域治理法治化

九江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采砂、非法捕捞、非法猎杀候鸟等突出水域违法犯罪，坚持依法打击，从严惩处，始终保持对水域违法犯罪高压态势。近两年来，九江市在全市水域先后组织开展了“雷霆行动”“霹雳清湖”“净水2018”“赣鄱霹雳3号”“利剑2019”“云剑行动”“统一清江”“夏季风暴”等专项整治行动，采取“水上查、岸上堵”“集中停靠、集中监管”“统一行动与分散出击”工作法，严防水域资源无序掠夺，严防大型采砂船夜间盗采河砂，严防暴力抗法和漏网之鱼。其中，九江市公安机关侦破的“4.16非法采矿案”受到公安部贺电表扬，有力净化了水域治安环境。2019年，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1400余人次，查扣各类违法违规船只147艘，切割“三无”采砂船舶机具31艘。

聚焦风险 推进水域治理精细化

九江市将排查化解影响水域稳定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作为维护水域大局稳定的重要抓手，突出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用最大力气抓好抓实。

一是突出联谊联防。深化九江市与长江周边湖北黄冈、安徽宿松和鄱阳湖周边上饶、南昌等地区的联谊联防工作，加强对接走访、信息互通、共同调处，进一步在情感联谊、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治安联防等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对跨市水域纠纷，坚持依法行政、先行调解，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互谅互让，坚持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原则，本着友好协作、以稳为重的精神，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调处，齐心绘就水域同心圆。二是突出安全监管。公安、海事、消防等部门建立水上安全监管协作机制，对水上加油站、码头、渡口、锚地等重点部位和游船、渡船、快艇等重点船只实现常态化的安全治安检查，特别是对运输易燃易爆品等危化品的船只做到逢船必检。三是突出巡查管控。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按照“五巡三查”(无人机巡查、视频天网巡查、船艇巡查、车辆巡查、徒步巡查;严查船只、严查江滩、严查闸口)工作机制，强化对沿江码头、渡口、闸口、江滩、锚地和堤坝的巡查管控，妥善处置多起涉疫警情，守住了长江天险。

科技主导 推广水域治理智能化

九江市打造“封江控湖”智慧工程，按照“五个一”(一览江湖、一图展示、一呼百应、一网过滤、一触即发)的功能部署，大力推进平台和前端建设。2019年，投入约2700万元，在沿江和沿湖重点水域、重点场所、交通要道布建涉水探头229个、高空瞭望摄像头10个、手机信息采集设备6个、人脸识别系统12套、车辆识别系统17套，接入海事部门监控探头43个、船舶视频抓拍探头4个、AIS船舶巡航系统1套。购置专业无人机用于水上巡查，实现对水域多点位、网格化、全覆盖式动态监控。绘制九江市水域电子防控图，构建水域信息数据库，录入标注涉水企业61个、重点水域8个、水上执法点9个、码头渡口91个、水上监控点205个、鱼类(鸟类)保护区5个、水上旅游景点19个、桥梁10座、取水排污口6个等重要涉水基础信息共473条，为水域信息化防控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完善机制 推开水域治理社会化

一是强化党组织共建。推动市县两级涉水部门的党组织与涉水重点乡、村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工作，通过开展系列党组织活动，实现服务在基层拓展、情报在基层收集、矛盾在基层化解、民心在基层凝聚的效果，在有效治理水域问题上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二是强化普法宣传。通过进乡、进村、上岛、上船，与渔民、船民谈心、说法，千方百计化解基层法律宣传中听不到、听不进、听不懂的矛盾。结合爱鸟日、世界湿地日、世界水日、宪法宣传日、综治宣传月等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涉水群众对水域违法行为的知晓率，提升群众对水域违法行为打击举报的参与率。三是强化专群结合。加强与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延长工作手臂，在水上救援、水上打捞、水上应急处突等工作上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水域治理能力。同时，联合蓝天救援队深入乡镇、村居(社区)和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升水域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水域社会治理良好格局。

法制日报2020-3-13

耒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全力做好矛盾化解的“减法”

“方师傅，你哥哥的腿好些没，工钱全部到位了吧，现在还有什么诉求？”3月21日，耒阳市三都镇司法所所长梁康给不久前调解案当事人进行回访，在得到对方肯定答复后，梁所长在本所平安建设负面清单上标识的三都某煤矿劳动报酬栏上“清零”。这是耒阳市政法机关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做好矛盾化解“减法”的一个缩影。

自今年3月份开始，耒阳市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机关单位、驻耒单位开展“枫桥式”单位创建工作，建立实施平安建设负面清单制度，加强诉调对接完善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全力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就地化解。

“我们这些人在煤矿做了几个月，我哥哥的腿还因为做工负伤，现在相关工程做完了，我哥需要回家休养，我们也要回老家修整了，但是现在我和工友还没能拿到钱，我哥的工伤费用也只拿到一部分。”三都一煤矿工头方某某急冲冲地向三都镇司法所反映情况，该司法所立刻组织方师傅与煤矿相关负责人员到三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过调查，得知方某某等人未能结到工钱主要是因为其与煤矿方在一些工程数量计算上的差异无法取得统一，而这也正是双方未签订详细合同留下的隐患所造就。司法所调解人员对双方人员进行疏导，并组织多次调解，最终达成和解，方师傅与工友拿到了满意的报酬，做工受伤的方某也一次性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方某某等人和煤矿负责人员也握手冰释前嫌，双方脸上洋溢着欢喜。

与此同时，耒阳市政法系统各单位平安建设负面清单行动也在相应开展。3月17日上午，耒阳市委政法委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就如何做好诉调对接工作，进一步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耒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兴武表示：“开展‘枫桥式’单位创建活动，就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依法及时就地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矛盾不上交’，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耒阳市委政法委统筹推进下，该市政法战线抓实抓细矛盾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综治中心等专业队伍指导作用，更多地发挥基层自治组织、“法律明白人”“五老”人员在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切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我们的耕地被某公司征用了6年了，五年没有给我们村民支付土地承包金了，且村民为该公司种植树木的工钱拖欠至今未结算一分钱；眼下正值春耕生产重要时期，我们的地不能耕种，没有粮食收益，我们吃什么？”哲桥镇南京塘村部分村民代表心急如焚地向哲桥镇反映诉求。哲桥党委政府在多次组织调解未果后，将案情向哲桥法庭进行了反馈。接到反馈后，哲桥法庭主动为南京塘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及时与耒阳市人民法院立案信访局进行衔接，为村民开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启动快立、快审、快结程序，并在南京塘村举行巡回审判，依法公开审理该案。庭审现场，法官崔琼水认真听取了南京塘村和公司双方意见，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期限从之前的10年调整为5年，同时为该企业量身打造了土地承包费用的支付方式，为公司资金周转赢取了时间，促进了该企业合法稳定经营。经过协商，哲桥镇南京塘村民和公司达成了一致协议，某公司现场支付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历时6年之久的南京塘村村民小组、村民与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在村里得到成功化解。

“检察官，谢谢你们帮我们一家人渡过难关!”近日，耒阳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检察官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严某情绪激动，连声道谢。前不久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申诉案件的同时依法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为历时8年的信访积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耒阳市黄市派出所，湖北籍老人张某执意要为派出所送锦旗，被所长王亦伟婉拒。老人紧握王所长的手说：“所里的民警和辅警就是我的亲人。”原来该所出警发现，独居80多岁老人张某居住的房屋破旧漏雨，近期因天气下雨刮风，老人害怕便产生幻觉，怀疑有贼人入室。该所立即安排民警和辅警经常性上门陪老人家聊天拉家常，并及时帮助老人把漏雨的房顶进行了修缮，彻底解决了老人后顾之忧。

近年来，耒阳市政法机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标，全面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耒阳品牌”。2019年，耒阳市群众满意度、公众安全感实现历史性突破，在衡阳市县市中排名第一，并荣获“湖南省综治工作先进县市区”“衡阳市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红网2020-3-25

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根基。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调解室”，“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一个人民法庭打造一块特色品牌，一个村庄设立一个法官服务站，创建“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站，打造网格化服务团队……

一系列创新与探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新时代价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基层司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美丽风景。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

“一村一站”全覆盖治理效能大提升

案例点评：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在全镇55个村庄设立“法官工作站”，及时为广大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精准的司法服务，实现乡村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地处首都东大门，辖区城乡交织，经济活跃，外来流动人口多，矛盾纠纷呈多发趋势。今年以来，燕郊法庭致力于诉源治理，充分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优势，在全镇55个村庄设立“法官工作站”，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司法便利，为法官在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地方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提供了平台。

一、对接立案，开启审判执行“直通车”

“法官工作站”在各村村委会挂牌，站牌上印有联络法官的姓名、电话及微信二维码，为群众远程咨询提供便利。针对涉农诉讼，开辟绿色通道，统筹开展立案登记、法律咨询、诉讼服务等工作，使涉农纠纷快调解、快立案、快送达、快保全、快审判、快执行，最大限度缩短办案周期。依托“法官工作站”，为涉农案件提供全方位诉讼指导，做到意见反馈畅通、咨询回复及时、释法答疑准确。今年以来共办理涉农纠纷235件，简易程序适用率100%，办案周期同比缩短15天，接听咨询电话500余件次。

二、全程调解，做好矛盾纠纷“过滤器”

“法官工作站”为法官第一时间获悉纠纷、介入调解提供有效平台，在新农村建设中，始终让法官有影、法治有声，为“无讼村街”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以工作站为触角，着力构建法庭、基层所站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三级联动”调解网络，以实际行动使“廊坊经验”再焕新春。包村法官坚持有案必调，宁愿多花时间调解，也要维护村街和谐、村民和睦。坚持调解关口前移，变被动审理为主动靠前调解，起到调解一案、影响一片的效果。工作站成立以来，6名法官和2名法官助理共协助村街调解纠纷78件。

三、普法宣传，打造温情服务“解忧站”

包村法官积极开展实地调查、上门走访、集体座谈，了解乡土民情及纠纷特点，及时进行法律宣讲，为化解矛盾奠定基础。通过“法官赶集”、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诉讼服务，将法律送到群众身边。将普法贯穿案件审理全过程，婚姻家庭案件，做到以情感人；民间借贷纠纷，坚持以理服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倡导换位思考，达到以案释法的效果。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普法活动，经常性组织法官到中小学开展普法讲座，为企业开展合同法培训，到分包村庄开展民法典宣讲。今年共巡回审判11场次，开展假日法庭15次，送法进村庄、校园、企业共计136次。

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胡各庄法庭

建立全国人大代表调解室 对接法庭融通职责职能

案例点评：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胡各庄法庭建立“人大代表调解室”，将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监督推动等职责与人民法庭多元解纷、审判执行等职能对接融通，实现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与助力乡村振兴齐头共进。

滦南法院胡各庄人民法庭按照职责职能互融通、构建平台双提升的工作思路，建立“滦南县胡各庄人民法庭李志刚调解室”，将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监督推动等职责与人民法庭多元解纷、审判执行等职能对接融通，实现了法庭高质量发展与助力乡村振兴齐头共进。近年来，辖区三镇“万人成讼率”均创历史新低，法庭审理的朱振彪追赶肇事者逃逸案入选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一、人大代表联系群众职责与法庭调解职能对接融通

李志刚是全国文明新村标杆李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全国劳动模范、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地享有良好威望。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职责作用，实现化解矛盾纠纷、振兴乡村与社会治理点线面三维并进，该法庭选聘李志刚等6名同志担任调解员成立调解室，全方位排查、调解并化解各类民事矛盾纠纷。打造调立审执为一体的群众家门口“微法庭”，巡回审判、就地调解、普法宣传。对于民事纠纷，李志刚调解室先行诉前调解，法庭给予指导、确认。调解不成的，进入立案、审判、执行程序。一年来，已累计诉前化解各类纠纷180余件，调立审执一体办案260余件，涉案金额200余万元。以李志刚调解室为中心，辐射所辖镇村建立了100个调解小组，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调解格局，“诚信为先、家和万事兴”已成为时尚。三年来，法庭立案总数下降26%。

二、人大代表关注社会热点职责与法庭审执职能对接融通

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该调解室发挥三项功能：一是和解功能。在案件生效后，当事人申请执行前，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到位。经督促不能履行的，交给李志刚调解室进行执行前调解，情理法交融解心结，既减轻当事人诉累，又节约司法资源。二是催化功能。创建“审执配合、庭室联动”执行模式，充当“润滑剂”和“推进剂”，一案调解多事和。在一起侵权纠纷案件中，被告陈某某不能接受一审败诉的结果，提起上诉、扬言上访。经李志刚调解室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并履行。一个纠纷的成功化解，就会减少一件上诉案件，消除一个信访隐患，避免一起执行案件。一年来，类似执行和解疑难案件已达50余件。三是解难功能。人大代表来源于群众，能够增强信访人的信任度。对于老大难执行信访案件，李志刚调解室主动与行政机关联动，实现村镇县与院庭室无缝对接，合力攻坚克难。三年来，李志刚调解室成功破解执行信访疑难案件16件。

三、人大代表监督推动职责与法庭公正司法功能对接融通

一是探索尝试人大代表监督法庭渠道、范围和行使方式，提高接受监督的全面性。邀请人大代表对审理程序、案件、执行结果、接待群众态度等领域进行监督指导后，群众满意度得到大幅提升。三年来，一审服判息诉率保持在97%以上；该法庭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问题，涌现出受省、市、县法院或县委、县政府表彰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个人共10人次。二是打通双向整改反馈渠道，对人大代表监督过程中提出或质询问题整改后，第一时间向人大代表反馈结果，对人大代表进行回访，发挥监督的促进作用。一年多来，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已整改办公环境不够整齐、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得到人大代表充分肯定。三是延伸拓展党建带庭建促审判的路径，根据维护农民权益等类案、系列案、复杂案件处置需要，建立人大代表、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党员加入的“临时党支部”，强化各基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协作和监督作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坚持强基导向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案例点评：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推进“四个三”工作法，下沉司法资源，优化司法服务，提升审判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积极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崇明区作为农业大区，是上海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崇明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落实“三项举措”、健全“三项机制”、推动“三项改革”、推进“三项服务”，积极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有效落实“三项举措”，司法资源下沉乡村基层

一是优化法庭布局，在崇明本岛东、中、西三部及长兴岛、横沙岛分别设立人民法庭，每个法庭下设诉讼服务分中心并入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立调审”诉讼服务网络三岛全覆盖，诉讼服务就近办工作机制。二是成立“驻村（居）法官工作室”，覆盖全区18个乡镇。2021年协同参与基层矛盾化解238件次，相关工作被列为上海市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重点项目。2022年，进一步创新建立工作室“‘码’上解纷”线上平台，实现“线下有重点、线上全覆盖”，有效助力疫情下司法服务“不停摆”。三是激活“村（居）—乡镇—人民法庭—院本部”四级诉调对接网络，聘任乡贤作为特邀调解员，并结合行政多元调处中心，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二、建立健全“三项机制”，回应乡村群众多元诉求

一是健全上门服务工作机制。针对崇明“地广人稀”、人口老龄化特点，出台《上门服务工作规定》。2021年人民法庭提供上门立案、调解、开庭等服务305次，走访乡村群众69户，开展巡回审判34次，把司法服务送至群众“家门口”。二是完善错时开庭预约机制。根据辖区群众生产生活特点，考虑“春耕秋收”农忙时节、企业园区建造生产等情况，建立假日、夜间开庭预约机制，做到司法服务“不打烊”。三是加强诉讼指引工作。各人民法庭编制诉讼服务指南17册、制作证据目录卡，提供规范性诉讼指导。通过漫画、直播、微视频等新模式，直观介绍网上立案、线上诉讼等流程，全网阅读量近百万，促进司法服务“零距离”。

三、积极推动“三项改革”，加强涉农审判能力现代化

一是推动全流程网上办理改革，加强涉农审判数字化。2020年以来已开展网上立案3410件、线上庭审2202件次、电子送达25488件次；线上委派调解2988件，化解纠纷2718件。二是推动新型审判团队改革，加强涉农审判专业化。针对辖区案件特点，各人民法庭设立涉农家事、涉农综合等审判团队，根据人员配比探索团队扁平化建设，打破审书“一跟一”模式，充分发挥团队合力。三是推动繁简分流改革，加强涉农审判高效化。人民法庭有效对接辖区调解资源，组建诉前调解团队，准确分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依托速裁审判团队，实现涉农纠纷快立快审。

四、稳步推进“三项服务”，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服务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连续五年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针对农村垃圾随意倾倒、农药使用不规范、农村内陆水域治理等问题发送司法建议，提升乡村环境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二是服务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结合崇明旅游发展新规划，成立驻花博园区诉调对接工作站，各人民法庭设立景区巡回办案点，为游客等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指引、现场调解等一站式诉讼服务。三是服务乡村法治文明建设。发布《服务保障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典型案例》，拍摄普法微视频8条，编制《乡村案例法官说》普法手册5册，涉及案例83篇，小案例讲述大道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先行先试  书写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新时代答卷

案例点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和“一法庭一品牌”建设为抓手，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打造各具特色的品牌名片，示范引领带动人民法庭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江苏高院认真贯彻最高法院部署要求，准确把握人民法庭与乡村振兴的结合点、着力点，凝心聚力、担当尽责，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聚焦人民法庭统筹谋划，把稳乡村振兴“方向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江苏高院及时出台《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发挥人民法庭优势，以26项具体举措提供针对性司法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后，在张家港人民法院挂牌成立省法院“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开启“先行者”创新实践，探索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2021年4月，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党组书记、院长夏道虎对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作出全面部署。7月，夏道虎院长在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人民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上要有新理念、新作为、新突破，并将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省法院重点工作整体推进。

二、聚焦人民法庭精准施策，下好乡村振兴“一盘棋”

江苏高院充分认识人民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优势，树立“一盘棋”思想，精准施策，以省法院“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和“一法庭一品牌”创建为抓手，推动整体服务效能提升。一是基地引领、创新实践。2021年起，江苏高院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先后在全省人民法庭成立8个“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开启基地探索、以点带面服务乡村振兴运行模式。一年多来，基地实践呈现出多点绽放、全面开花的可喜局面。如东法院人民法庭在交通不便地区设立支云e站，便利人民群众诉讼，大力推动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赣榆法院人民法庭成立涉农项目司法保障组，建立定期沟通和案件预警、通报机制，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海产品电商创业园，积极服务新业态健康发展。二是品牌加速、激发动力。2019年，江苏高院组织开展“一法庭一品牌”创建活动，并将人民法庭品牌创建与服务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培育一大批服务乡村振兴新品牌，良好的品牌影响力激发了人民法庭持久发展动力。“护航阳澄湖大闸蟹产业”“阳山水蜜桃法暖桃农”“司法服务盱眙虾稻共生”等品牌加速了人民法庭服务“三农”全面发展。“法润南通建筑之乡”“洋河酒乡法治保障基地”“法治赋能沭阳花木之乡”等品牌推动当地特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聚焦人民法庭分类指导，助力乡村振兴“见成效”

江苏高院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目标，指导人民法庭根据辖区特色，找准服务乡村振兴切入点，成效显著。宜兴法院官林法庭辖区是全国最大电线电缆制造基地，法庭常态化送法进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5年来妥善审理涉线缆企业纠纷案件1790件，标的额达24.68亿元。张家港法院人民法庭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人才培育，通过“法官村官双向交流”，每个月接收5名基层干部开展体验式培训。2021年，共有219名村官进入辖区六个人民法庭交流培训。南京江宁法院汤山法庭运用“无讼”乡土文化加强纠纷多元化解，2020年建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展示馆，向社会开放，年接待群众上千人次，“法润乡风”品牌成为一张亮丽文化名片。宿迁宿豫法院骆马湖法庭围绕“江苏生态大公园”发展定位，在三台山等4A级景区审理涉旅纠纷调解室，庭所共建、诉调对接，审理禁捕、禁采砂后各类承包合同纠纷40余起，努力绘就生态振兴“骆马湖最美画卷”。张家港法院凤凰法庭提升基层组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能力，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面实施“五大工程”  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列为“一把手”工程，实施“诉源治理、诉非协同、分调裁审、惠民服务、党建引领”五大工程，达到了便利群众诉讼，源头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增量、提升审判质效的良好效果，涌现出多个“枫桥式”人民法庭品牌。

近年来，无锡中院将“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列为全市法院“一把手”工程，专门下发《关于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实施意见》，统一组织、试点先行，以点促面、整体推进，以“提供优质服务、便利群众诉讼，源头预防纠纷、就地化解矛盾，减少诉讼增量、提升审判质效”为基本目标实施五大工程、30项具体措施，涌现出“大玫法官说家事”“伯渎善治”“法筑陶乡”“法润桃乡”等“枫桥式”法庭品牌，多名法庭干警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相关经验案例得到全国主流媒体报道。

一、实施“诉源治理”工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全市法庭在辖区每个镇（街道）设立审务工作站，建立健全人民法庭与网格服务管理对接机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实现“平台网格中建、矛盾网格中化、难题网格中解”。丁蜀法庭辖区形成以村（社区）联络员为调解基础、以镇司法所为法律支持，以人民法庭为司法后盾、以派出所为强力保障“四位一体”网格化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太湖法庭与辖区社区合建“利民速调室”，实施审务进基层、法官进网格、“无讼社区”创建、党员干部进法庭、纠纷排查预警、基层法治宣传六项举措。

二、实施“诉非协同”工程，引导纠纷多元化解

创立了一批以全国人大代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江苏最美法官等冠名的调解工作室品牌。设立丁蜀法庭紫砂行业调解组织“陶娘舅”、国家级风景区旅游纠纷调解工作室及巡回审判点。旺庄法庭“大玫法官工作室”由法庭干警、人民调解员、妇联干部及心理咨询师等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调解网络，其原创普法漫画专栏、全国普法网络直播广受群众喜爱和媒体好评。

三、实施“分调裁审”工程，优化基层司法资源配置

一是无锡中院下发《关于推行民商事案件速裁工作的意见》，建立繁简分流机制及速裁团队，优化速裁快审流程。二是全市法庭创新简易案件审理方式，在庭审程序上简化创新，当简则简、繁简得当，以较小司法成本取得较好法律效果。三是对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等群体性或关联性案件，进行示范性调解、审理和判决，强化“调解判决一案、息诉化解一片”的示范效应。

四、实施“惠民服务”工程，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一是推动诉讼服务站转型升级，将诉讼服务站打造成服务基层群众的“第一窗口”、联系基层群众的“第一纽带”。二是推进跨层级、跨区域诉讼服务改革，在人民法庭设立跨域立案服务窗口，落实案件“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就近立”，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异地通办”。三是强化网上诉讼服务功能。创新在线开庭、云端调解，设立“24小时自助诉讼服务站”，诉讼服务“全天候”“不打烊”。

五、实施“党建引领”工程，锻造过硬人民法庭队伍

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支部建在庭上、先锋亮在岗上、旗帜红在院上”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二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定期开展人民法庭轮训，增强教育培训工作精准性。以实践需求为导向，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业务考核活动，让法庭干警在实战中增强履职能力。三是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坚持严管厚爱，在思想政治上、工作生活中更加关爱人民法庭一线干警，使其在组织上有归属感、工作上有荣誉感、履职中有安全感。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枫江法庭

法庭“众厅”交融配合携手服务乡村治理

案例点评：江西省吉水县枫江法庭将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与现代的法律制度空间交融配合，邀请宗族长者参与司法调解，引导村民制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村规民约，注重矛盾实质性化解，深度融入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枫江法庭始建于1955年3月31日，现辖5个乡镇，89个行政村，面积462平方公里，人口近17万人，辖区内村庄密集，人口众多，宗族观念较强。近年来，枫江法庭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法治方式推动乡村文明进步，通过调研“众厅”文化，将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与现代的法律制度空间交融配合，法庭携手“众厅”服务乡村治理。

一、法庭携手“众厅”，打造本土特色

“众厅”在传统风俗中是老一辈人祭祖、从事家族事务活动、执行家规族法的场所，也是乡村自治、化解纠纷矛盾的政治文化空间。为充分发挥“众厅”文化在矛盾纠纷化解上的积极作用，法庭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创新理念，设置“众厅”调解工作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2名组成，将法庭搬进“众厅”，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众厅”调解工作办法。制定“众厅”法庭工程流程图并配套出台四项工作原则，六项工作准则，九条工作规定。

二、法规携手族规，建设法治乡村

随着法律法规越来越多的在日常生活中介入村民矛盾解决、参与乡村治理，全新的文明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一是加强部门联动。该法庭联合司法所、基层村干部联动开展法律指导工作，邀请各宗族长辈、群众代表等参加法律培训会。二是加强普法宣传。将优秀传统家训族规、乡风民俗等元素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结合，引导依法制定村规民约，使得法治观念取代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三是加强诉源治理。以“法理+亲情”强化矛盾实质性化解，枫江镇罗某诉三子女赡养费纠纷一案，子女在“众厅”中以亲情道德、养育之恩主导调解后主动支付赡养费。全年共调处家事纠纷45起，邻里纠纷78起，同村各类纠纷案件232起，起到良好诉源治理效能。四是加强司法保障。依法治理天价彩礼、厚葬薄养、封建迷信等不良习俗，推动辖区移风易俗，尚贤乡村民罗某与罗某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涉案彩礼13万元，经调解后当庭返还8万元，起到良好的以案释法效果。

三、法官携手村官，化解基层矛盾

向辖区内各村委会派驻法官作为法治协理员，同时聘请村委会干部担任法官协理员。法治协理员既是乡村法治建设的宣传员，又是矛盾纠纷调解员和社情民意调研员。经过多年探索，总结并推出了“众厅”工作方式，通过两类协理员之间的密切联系，构建了一个面向整个辖区全方位多角度的法治网络。2021年，枫江人民法庭共办理民事案件457件，审限内结案率100%，服判息诉率94.75%，调撤率69.45%。充分运用“众厅”文化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500余次，进一步加强诉源治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为化解基层矛盾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蓝村法庭

互联网+社区创建诉源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蓝村法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站，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诉讼案件数量连续2年下降。

2020年4月，蓝村法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互联网+社区”诉源治理新模式，服务乡村治理。法庭辖区内诉讼案件连续2年下降，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

一、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一是设立社区诉讼服务工作站。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坚持“不增编、不建房、重实效”，蓝村法庭依托辖区社区服务中心接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山东移动微法院，群众在社区即可网上立案、在线诉讼。二是借助基层力量做好诉讼服务。发挥街道、社区、村居三级政法员熟悉民情、贴近群众的优势，指导政法员开展诉前调解、法律咨询、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和协助查人找物等工作，把诉讼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目前已指导网上立案294人，参加网上庭审、执行约谈186人；协助查人找物、送达等1500余次。蓝村法庭对65名政法员开展法律培训和业务指导，为辖区培养一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法庭与基层党委政府联动，实现了“1+1＞2”的效果。三是助力辖区开展“三无”村居创建。参与开展“无诉讼、无越级上访、无重大治安和刑事案件”村居创建活动，94个“三无”村居保持无纠纷、零发案的良好态势，12件上级交办信访案件全部化解，一起拖欠120名工人209万元劳务费的民生纠纷，19天内顺利化解。

二、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建立释明引导机制。贯彻“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在前、法院裁判终局”工作思路，向当事人释明各类解纷方式优缺点，引导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让“诉讼并非最佳解纷模式”观念深入人心。强化类案释法，提高群众对裁判结果的认可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二是提升多元解纷实效。制定实施《关于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为调解员配发即墨法院《要素审判规范指引》，推行要素式调解，规范文书样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政策、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方面的培训，明确不同类案的调解要点、调解思路，调解员调解能力显著提升，人民调解在多元解纷中的作用成效显著增强。三是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建立“诉转调”“调转诉”闭环模式，当事人网上申请立案后，案件通过调解平台分流到社区、村居进行“两级调”，调解成功予以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立案审理；通过调解平台提交申请的，直接分流到社区、村居进行“两级调”，调解不成的指导立案。目前，已化解纠纷375件。

三、构建“立体化”司法服务体系，服务乡村振兴

一是“小法庭”服务“大项目”。坚持重点项目推进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中，蓝村法庭实地走访、开展法律咨询和办案，化解征地拆迁纠纷60余起，保障城市更新顺利推进。二是护航辖区经济发展。蓝村街道是北方传统皮鞋制造业基地，蓝村法庭积极调研企业司法需求，联合辖区召开产业防控风险座谈会6次、制发司法建议，提供合同规范模板，助推企业完善管理。三是开展多元化普法宣传。在村居、广场等地设立普法宣传点，通过法德讲堂、法律大集等形式，普法宣传宣讲50余次，近4000名干部群众接受法治教育，提升了村居干部依法治理能力和群众法治素养，蓝村街道群众满意度从即墨区第13位跃至首位。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

建设“三个双联”机制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以参与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为主牵引，以“三个双联”机制为路径，探索形成了以广泛凝聚基层解纷力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度融入一体发展格局的立体化司法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实现辖区每年三分之一左右社区（村组）全年无讼。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以“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为引领，以参与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为主牵引，立足法庭职能定位，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统筹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探索建设“三个双联”机制，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18年以来，辖区每年三分之一左右社区（村组）全年无讼，驻地连年获评“三零”平安乡镇。

一、联动联调：铸造多点共治、分层过滤的“漏斗壶”，促进形成“大调解”格局

一是突出前端过滤。借助基层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将12名综治网格员聘为法庭“编外力量”，协助法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坚持服务端口前移，建成诉源治理工作站，业务骨干带队每月定期到站工作，年均参与化解纠纷35起。二是突出立案分流。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法学院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岗，引导群众采取非诉纠纷方式，实现纠纷案件第一次诉前分流。立案登记窗口人员通过网上调解平台将案件流转至驻庭特邀调解员调解，实现纠纷案件二次诉前分流。2018年以来，累计诉前分流调解纠纷案件658件，占法庭同期收案总量的43%。三是突出法庭调解。充分运用“法官+N”模式开展诉中调解，如在调处家事矛盾纠纷时，邀请亲朋好友、妇联社工、心理咨询师介入；调处村居矛盾时，邀请“村贤”参与，促使矛盾纠纷深层次修复。构建法官助理、承办法官、法庭庭长递进释法链条，至今保持“零投诉、零信访”，案件服判息诉率常年在95%以上。

二、联防联控：垒起功能互补、信息互通的“防火墙”，促进形成“大维稳”格局

一是聚焦地方应急处突。在地方党委政法委主导下，会同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建立重大矛盾化解机制，成功稳控了多起敏感突发事件。二是聚焦项目产业建设。大力支持乡村产业发展，高效化解“大型物流园”“素质教育基地”等建设项目纠纷，为重大项目、主导产业建设清淤排障。加强与发改委、商务局等重大项目牵头部门的信息互联，开展前瞻性司法研判。2018年以来，由法庭重点服务保障的项目无一进入诉讼程序。三是聚焦矛盾多发领域。针对家事纠纷、邻里关系等类型纠纷，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指导和工作培训，2018年以来，举办业务培训500余人次，累计指导化解矛盾纠纷115起。注重民生福祉，妥善化解百余名“外嫁女”“上门婿”土地权益纠纷，破除乡村陈规陋习；邀请相关部门共同对涉农权益类案件回访，帮助村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三、联点联建：打造更接地气、更富实效的“直通车”，促进形成“大发展”格局

一是“府院”共建。常态化列席党政工作会议，通过类案信息反馈精准投射司法建议。对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镇区政府通报。积极融入诉源治理大格局，主动争取党委政法委支持，推动“万人成讼率”指标纳入辖区平安建设考核体系。二是党建结队。与基层党组织结队共建，经常性开展以案释法，共同做好红色教育、法治教育、乡风教育，引导乡村风气转变。把巡回审判作为重要载体，常态化将赡养、相邻纠纷类案件就地开庭，达到“教育一片”的效果。三是行业联点。强化金融服务保障，建立金融信息交流平台，“点对点”帮助金融机构有效应对矛盾纠纷数量上扬态势。探索建立法官挂点、定期调研工作机制，对矛盾相对集中的建材行业，开展诉源治理、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三进”活动，涉建材行业纠纷案件顺利实现“诉减调升”。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

调判结合网格联动司法赋能乡村振兴

案例点评：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搭建网格合力平台，分区分类登记案件数据，按数按需防范矛盾风险，打通服务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辖区面积200多平方公里，辖区内乡镇具有人口稠密、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人居环境复杂等特点。近年来，镇隆法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3+N”工作方法，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

一、“3+N”工作方法，打通服务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

一是创建网格化管理团队。按照“网格化划分、精细化管理、常态化运作、责任化落实”要求，坚持“定人员、定职责、定要求”原则，全面推行“3+N”管理模式，以法庭员额法官（庭长）、法官助理和村居网格员为“3”位固定成员，灵活吸纳镇综治办、司法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等力量，创建基层解纷工作“一张网”的治理格局，推动司法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2021年以来，镇隆法庭积极联合“一张网”的“N”力量深入44个村居，统筹推进当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诉前成功调解各类纠纷80余起。二是搭建常态化联动平台。根据案件情况及社情民意，定期与其他网格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情况，搭建“网格合力平台”。组建网格联动微信群，对网格内的风险隐患、矛盾纠纷、村民诉求等实行“一格受理、全网联动”，让法庭服务直达农户家门口。2021年以来召开联席会议5次，收集并联合社区（村居）网格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4起，消除风险隐患100余项。2022年镇隆法庭收案数同比下降14.5%。

二、“3大管理区块”，实现案件的动态管理

一是分区、分类登记案件数据。以交通主干道为线将所辖范围划分3大管理区块，每个区块按照村居行政界线细划44个单元网格。法庭员额法官（庭长）负责统一指导分配法庭网格化管理任务，3名法官助理分别下沉负责1个管理区块的具体工作，联系对接区块内各村居网格员，制定年度受理案件网格化管理一览表“挂图上墙”，将案件及纠纷类型分类登记，直观准确地记录各村居网格的矛盾纠纷类型和数量，为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民间借贷、道交纠纷等本地多发纠纷提供便利。2021年以来镇隆法庭服判息诉率达86.7%。二是按数、按需防范矛盾风险。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作用，加强对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的关注，主动排查风险，妥善化解外省“上门女婿”离婚等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审慎处理当地涉民宿、游客接待中心等工程质量、劳资纠纷，为乡村旅游发展保驾护航。注重决策前瞻性、数据化和科学化，对司法过程中发现纠纷前端存在的普遍性、趋势性、潜在性问题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组织排查分析评估，必要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反映情况、发出预警、提供建议。

三、“3大特色活动日”，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一是“网格工作交流日”。坚持党建引领，将每月主题党日活动日确定为“网格工作交流日”，在网格员之间搭建常态化交流分享平台，以组织为纽带推动解决困难问题、提升网格员能力水平、总结提升工作经验。目前开展“网格工作交流日”13次。二是“诉源治理工作日”。将每周一、周五确定为“诉源治理工作日”，根据法官助理从村居网格员处收集的司法服务需求，由法庭员额法官（庭长）带队进村开展常态化诉源治理工作，重点解决家事、财产损害赔偿、相邻关系等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阶段。三是“法庭开放日”。以法庭为主阵地，定期举办“法庭开放日”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主动联系辖区内多个中小学校，由法官助理担任网格法治宣传员，在法庭内为广大学生就地开展法治教育5次，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交流、模拟法庭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法治素养。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创新“一核四翼九支点”诉源治理实质化运行

案例点评：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创新“一核四翼九支点”，推进诉源治理中心实质化运行，实行审判质效和诉源治理“双轨制”业绩考评体系，为辖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射洪市人民法院创新诉源治理中心“一核”、团队化运作“四翼”、实质化运行“九支点”的工作模式，辅以审判质效和诉源治理“双轨制”业绩考评体系，为辖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一、建立诉源治理中心“一核”，织密服务乡村振兴“一张网”

一是成立诉源治理中心。制定诉源治理中心实质化运行实施方案，明确由诉源治理中心负责诉源治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和检查考核，建立流转规范、对接协调和宣传推广等工作机制。二是建立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制度。制定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履职办法，选任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好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如人民法庭庭长、退休法官、专职调解员等担任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三是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诉源治理中心和全市各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进行常态化联系，根据具体工作需要指派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参与当地乡村振兴工作。截至2022年4月，中心核定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17人，指派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参与乡村振兴工作18次。

二、构建团队化运作“四翼”，下活满足司法需求“一盘棋”

一是设立四个法庭团队。结合本市城乡建设和中心镇建设规划，设1个城区法庭团队、1个城乡结合法庭团队和2个乡村法庭团队。由中心镇法庭牵头与乡镇党委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建立联动机制，实现以“四翼”驱动推进乡村振兴。二是明确服务乡村振兴举措。围绕市委建设“乡村振兴引领区”决策部署，制定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十大举措，结合乡村当地发展特色，着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乡村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三是优化团队资源配置。各法庭团队负责人统筹联系党委政府、受邀列席乡镇重要会议、参与研判矛盾纠纷化解。团队员额法官负责日常联系辖区1-2个乡镇，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大数据研究报告等方式向党委政府反馈涉乡村振兴司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法庭团队报送大数据分析报告4份、发出司法建议4份、开展巡回审判12次。

三、盘活实质化运行“九支点”，统筹推进司法服务“一条链”

一是强化诉讼服务精准便民。以辖区九个人民法庭作为诉讼服务流转支点，明确收案、立案和分案三个阶段26项工作节点，并按照“三个便于”和“三个服务”原则，当事人可向任一人民法庭申请立案审查、指定审判点和代交诉讼材料等。二是推动诉讼服务集约高效。推进诉讼服务事项进驻基层公共服务站点，结合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次通办”，设立诉讼服务站22个、法官工作站18个。加强涉农案件的司法确认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截至2022年4月，办理涉农司法确认案件18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189件。三是落实调解平台三进。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率100%，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工作格局。今年以来，开展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4次，覆盖人民调解委员会9个，参训人员100余人次，着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纠纷调处能力。

四、聚焦业绩考评体系“双轨制”，融入服务乡村振兴“总目标”

一是分类制定工作考评体系。明确执法办案以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为主要考评内容；诉源治理以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重点纠纷集中防控、纠纷分流多元化解、诉内流程源头治理为主要考评内容。二是实现人民法庭“双轨制”考核。人民法庭审判职能和社会治理职能分别对应审判质效考核和诉源治理工作考核，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纳入诉源治理工作考核范畴。三是以绩效考核助推服务乡村振兴。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涵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重点纠纷集中防控、纠纷分流多元化解三层级11项考核指标，以明确的工作层次架构和指标量化测算推动人民法庭职能融入服务乡村振兴总目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法庭

三加强五联动打造服务“三农”前沿阵地

案例点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法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新农村发展热点难点，发挥“扎根乡村”优势，采取“三加强、五联动”举措，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将人民法庭打造成服务“三农”的前沿阵地。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人民法庭找准助力乡村振兴结合点突破点，完善自身建设，强化联动合力，营造法治氛围，采取“三加强、五联动”工作措施，努力将人民法庭打造成服务“三农”的前沿阵地。

一、立足乡情转思路，完善自身建设

聚焦城市北扩、乡村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园发展，法庭在自身建设和转型升级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建设和工作水平。一是加强基础建设。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将人民法庭办公楼从传统农区安宁渠镇迁至城乡融合发展六十户乡，新建人民法庭面积从260平米扩展到2300平米，一站式诉服大厅、科技法庭和多个特色调解室为群众“打官司”带来极大便利，实现城乡诉讼服务无差别。二是加强功能建设。针对新时代人民法庭职能定位，科学设置功能区域，在原有审判、办公和生活“三大区”基础上，新增诉服接待、多元调解、党建园地等功能区，增设图书馆、健身房和档案室，实现“小而全”，保障能力水平明显提升。三是加强队伍建设。以党小组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优配强审判力量，增派多名党员法官和年轻干警，探索“审判团队+办案单元”组合模式，人均办案数量逐年提升，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联动解纷促和谐，夯实平安根基

近年来，妥善化解“三农”领域传统纠纷及村镇建设新业态纠纷920件，形成联合、星火2个“无讼示范村”，努力实现矛盾消灭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一是联动驻村“访惠聚”工作队。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与“访惠聚”工作衔接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为抓手和阵地开展群众工作，法庭开放日、旁听庭审等活动受到辖区群众欢迎，实现群众工作效果叠加。二是联动乡村振兴办公室。就助力乡村振兴召开座谈会并签订合作协议，依托人民法庭加大当地司法资源供给力度，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纠纷化解。针对潜在风险隐患提出司法建议，对重点村土地租赁合同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以案宣法释法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引导振兴办工作人员协助开展送达、调解和服判息诉等工作，实现“1+1>2”。三是联动司法所。落实“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原则，与当地3个乡镇司法所协调对接，挂牌成立巡回审判点，共建矛盾纠纷现场化解机制，同步打造“枫桥式”法庭和“枫桥式”司法所。一年来，开展巡回审判10次，司法确认51件，近百件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四是联动人民调解组织。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村委会的配合，聘请26名老党员和村老长者作为特邀调解员，做实做细做深诉前调解，一大批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流转等矛盾纠纷在前端化解。五是联动基层组织。助力耕地保护和绿色乡村建设，在安宁渠镇河西村等重点村设立“退林还耕”驻村工作室，帮助村委会有效预防涉6000亩对外出租土地回收风险。

三、注重宣传浓氛围，建设法治乡村

精准对接乡村法治教育，立足司法职能同步做好法治宣传，开展“法治进乡村”“巡回法庭进农村”等宣传活动，发放法律宣传资料、设置法律咨询台，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加大以案释法宣法力度，将巡回审判车开到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面对面传递司法温度。用好法院微信公众号，设立“人民法庭建设”专栏，讲好基层法治故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苏塘法庭

“四联动”“三依托”“大漠法庭”探索诉源治理新实践

案例点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苏塘法庭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距院机关约800余公里，是全国最远的派出法庭。苏塘法庭与基层调解组织、信访化解、党建、模范人物等联动，依托基层党委、基层组织、基层群众，努力探索“大漠法庭”诉源治理新实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苏塘法庭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距机关所在地铁门关市约800余公里，是全国最远的派出法庭。近年来，苏塘法庭充分发挥自身根治基层、贴近百姓的优势，打造与基层调解组织、信访化解、党建、模范人物联动，依托基层党委、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四联动”“三依托”工作模式，将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最末端，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一、建设“精品”法庭，彰显为民服务实力

苏塘法庭应用“四联动”“三依托”工作模式，诉源治理成效明显。2019年以来，共调解社会矛盾纠纷1071件，其中2022年2月至今共调解521件，调解成功率高达94%以上，仅有4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当庭宣判率较往年提升23%、服判息诉率提升22%、案件调撤率提升19%。苏塘法庭共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保安，人员虽小，管理却很精细。《苏塘法庭制度汇编》共有13项制度，囊括为民服务流程、内部考核机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为了做强法庭主业，苏塘法庭制定了新的超越目标，要在2022年将法庭打造成为大漠法庭示范平台、青年干警锻炼平台、多元纠纷化解平台、法治教育宣传平台、智慧法庭示范平台，进一步拓宽为民服务新渠道。

二、延伸工作触角，为多元解纷增添活力

一是与38团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所建立党建联动，以党建和专业技能培训相融合，构建调解员党建、廉政、培训一体化、职业化培训机制，提高调解员的职业素质和调解技能，确保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同步提升。二是积极与司法所、社区、综治中心、矛盾调处中心等部门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建立社会矛盾调解微信工作群，纠纷案件先行引导当事人选择到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根据案情需要可由法官或法官助理参与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出具司法确认文书或调解书，从源头化解纠纷。三是主动参与团场研判会，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定期分析和研究化解方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四是充分挖掘巡回法庭最大作用，在37团设立金山巡回法庭，不定期到田间地头、农贸市场、社区连队等场所开庭，现场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普法工作，宣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式，引导职工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巡回法庭成立以来，调处各类案件121件。

三、打造智慧法庭，开启为民服务新模式

2021年以来，苏塘法庭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和融入基层治理，开启为民服务的新模式。一是诉调对接“网络通”。苏塘法庭接入师市综治视联网，建成纵向辐射8个小区，横向聚合团场机关、司法所、派出所、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社区、连队的二级综治中心视联网，实现辖区全域联网，互联互通。通过扩展应用功能，将综治视联网搭建成了集信访矛盾调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线（网）上矛盾解纷平台，截至目前共调处案件82件。二是线上诉讼“数据通”。通过移动微法院、诉讼服务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人民法院送达平台等方式实现网上调解、立案、交费、开庭、送达等工作，当事人“诉求有人管、案件及时办、效果有监督、办结有回应”，让诉讼、调解更加便捷化、专业化。截止目前，苏塘法庭诉讼案件进行网络电子送达，送达率高达96%。

最高人民法院2022-6-3

解读：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与启示

“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不断丰富，重点不断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理念的进步而创新。

55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至今历久弥新，充满活力。今天的枫桥，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在“枫桥经验”基础上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做法，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经验，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启示。

“枫桥经验”是坚持不懈，与时俱进，在坚持中求发展，在深化中求创新，正确处理变与不变关系的典范。

“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不断丰富，重点不断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理念的进步而创新，但是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法治思维，走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团结大多数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实质没有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这一时期，他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基层出现的走群众路线的新鲜经验和做法。

1963年11月，一篇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其中讲到“诸暨县的经验”，引起毛主席的关注，他一口气读完后批示:“诸暨的经验”(即“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13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风潮在全国形成。

“文革”初期，“枫桥经验”因受到冲击而中断。1971年春，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再次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中央批转了这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枫桥经验”重新受到重视。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的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总结了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等。

改革开放后，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枫桥镇及时提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理念，在全国首创综治办，实行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相结合，充分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世纪90年代，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组织群众预防矛盾，富裕群众减少矛盾，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枫桥坚持发展与稳定并重，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努力做到“家庭琐事不出户、邻里纠纷不出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013年10月，为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再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为实现“良政善治”目标提供了成功样本。

55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化，“枫桥经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新的方法，内涵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创新发展中的“枫桥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多元主题协同共治”“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加快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等“善治”目标。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治国理政思路，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让社会充满活力的新局面。治理理念下的多元主体，既包括党的领导，也包括政府负责，同时，活跃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都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参与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格局，就是在法制的框架内，在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下，实现以上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和良性互动，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创造生动活泼的基层人民民主新局面。

二、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基层问题是“枫桥经验”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现实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集中群众智慧，推动基层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汇聚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向心力量和切实行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党和政府要善于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善于在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着重突出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确立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目标。治理理念强调系统治理，从源头抓起，“截”“堵”“控”的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手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网络化”“全球化”带来的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新要求。通过基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民心交流会、纠纷调解会等人民群众愿意和能够接受的形式，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消解人民群众的误会，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解决人民群众的切实困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解决上访、告状、网络舆情等“末端”问题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源头疏通了，也就无需在末端“堵”和“截”了。

四、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人民安居乐业，是“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也是国家安定有序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高度重视，将内建平安中国、外建和谐世界作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两个重要维度。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并强调法治引领与保障作用，突出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等。这些思想，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宁、社会安全、民众安稳的战略思考、政策和规制体系，提供了依据。以守护一方平安为落脚点的“枫桥经验”，成为习近平“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思想成功实践、落地的典范。同时，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提出了新挑战，也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新时代的新元素。

新时代学习“枫桥经验”，要抓住新特征，领悟新启示。

“枫桥经验”不只适用于枫桥镇，新时代“枫桥经验”也不只属于枫桥镇。学习、领会“枫桥经验”，至少在10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思考，不断创新和深化。

启示一:学习“枫桥经验”，必须围绕党和国家改革发展主题，既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要与时俱进，着力解决每个阶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启示二:学习“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启示三:学习“枫桥经验”，必须坚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既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又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社会组织等主体作用，着力解决群众参与的制度建设问题，解决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启示四:学习“枫桥经验”，必须抓住重点难点问题，既要强化管理，更要优化服务，以服务促管理，以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启示五:学习“枫桥经验”，必须注重治本，从源头抓起，既要重视区域的整体制度体系设计，又要夯实基层基础，分析原因，抓住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启示六:学习“枫桥经验”，必须注意工作方法，刚柔并济，既要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又要体现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着力解决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人际和谐问题。

启示七:学习“枫桥经验”，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既要完善管理体制，又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着力解决社会综合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问题。

启示八:学习“枫桥经验”，必须依靠信息技术作为支撑，既要科学运用网络技术，又要加快整合各类信息资源，着力构建和完善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基础信息平台。

启示九:学习“枫桥经验”，必须发挥道德的约束力量，既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道德约束，又要大力倡导时代新风，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问题。

启示十:学习“枫桥经验”，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各地区情，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要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立足当地实际，及时调整、改革和创新治理机制、模式、方法等。

宜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0-11-10

“五长”共建！9名民警凭啥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在顾家店，很平安！”谈起顾家店镇的治安，清水溪村民覃兴发竖起拇指。

湖北省枝江市公安局顾家店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所长转型、警长领衔、村长联勤、户长支撑、路长专责的“五长共建、融合共治”农村警务新机制，助推农村警务与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顾家店派出所，继2018年获得全省“最美公安派出所”后，2019年11月再创佳绩，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所长转型路长专责守牢农村交通安全线

顾家店镇地处枝江市西南端，北与宜昌市高新区相邻，南与宜都市及荆州松滋市隔江相望。镇内交通发达，焦柳铁路、225省道横贯全镇，枝城大桥横跨长江，黄金水道穿境而过。全镇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庞大的务工潮也留下了7000多名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特殊的人口结构，使得面包车和农用三轮车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目前，全镇共有138辆面包车，611辆农用三轮车。

四通八达的交通环境和特有的出行方式也给这个“口子镇”埋下了交通隐患。面对农村交通管理问题突出的现状，顾家店派出所党支部全面实行综合改革，突破以往公安派出所只管治安不管交通的局限，派出所所长全面履职，民警“一警多能”。

同时，以镇长为主任的交安委每月召开一次研判会，及时研究解决农村交管的瓶颈问题。近三年来，顾家店镇投入500万元建设“生命防护工程”，改善乡村路面，增设标识标牌，农村交通环境明显好转。

在此基础上，该所推行农村交管“路长制”，镇政府招录党员路长，财政予以保障，赋予派出所教育管理、培训考核、任免建议三项“权力”，形成党政主责、公安主抓，警保联动、村站联防的工作格局，着力破解重点车辆和重点路段底数不清、监管不到位等农村交管难题。

顾家店派出所组织路长采取“定点查、路面巡、入户宣”的措施加强交通管理，同时为全镇138辆面包车安装GPS系统，强化数据支撑，实现精准管控。

“通过大数据应用，我们能够了解车辆行驶路线，组织路面警力开展突击检查，在防范宣传的同时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管理针对性。”顾家店派出所所长郑进说。

近年来，顾家店派出所先后通过屋场会、红白喜事、集中宣讲等方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3200多场次，受众近4.2万人次。该镇全年亡人交通事故逐年下降，2020年只发生了2起，2021年至今实现亡人事故零发生。

警长领衔融合共治筑牢农村治安防控线

“顾家店镇有14个行政村，而我们派出所只有9名民警，警力捉襟见肘，要想做实农村警务，只有从发挥乡村党组织作用，整合平安建设资源方面入手。”郑进说。

2018年起，顾家店镇在全市率先按照“划区而治、分区设站”思路，选设3个中心示范村建设中心警务站，每站设1名警长，整合驻村行政资源，实行警务工作站、网格管理站、农村戒毒工作站、微型消防站、法务工作站、检察服务站等“六站合一”，搭建公安派出所、农村基层党组织等融合共治载体。

中心警务站吸纳站内党员民辅警、各村党员治保主任，组建功能性党支部，警长任片区“平安创建支部”书记，全权负责站内综治事务，发挥党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建设中心警务站的基础上，派出所在每个行政村成立警务室，以“转派”结合的方式落实“一村一辅”，构建“所-站-室”三级警务架构，延伸触角，打通基层治理与服务民生神经末梢。

2018年来，顾家店派出所依托中心警务站严打涉农违法犯罪行为，抓获违法嫌疑人75人，破获各类案件43起。服务群众7000人次。

村长联勤户长支撑护牢农村田园调和线

为了实现“矛盾不上交”，顾家店派出所在中心警务站建立起由民辅警、驻村律师、老党员、乡贤能人等组成的调解人员库，实行矛盾纠纷行政村初调、中心警务站联调、镇调委会终调“三级调解”机制，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高殿寺村是顾家店化解矛盾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派出所在该村试点推行视频调解机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邀请矛盾双方当事人和老党员、老代表、民警、镇综治办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化解矛盾，解开心结。

“以前我们村每年矛盾纠纷有70多起，去年我们村矛盾纠纷只有3起，通过视频调解这种方式，真正实现了矛盾不出村。”高殿寺村党支部书记刘顺兵说道。

“村长联勤”泛指的是村级组织或者村干部主动融入农村社会治理。顾家店派出所依托村组长，整合带动驻村工作队员以及网格员、路长、户长等驻站力量，职责联合、风险联控、矛盾联调、治安联防、警民联勤，推动警务与党务、基层综治事务融合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为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顾家店镇在每30户村民组建1名“治安户长”，承担治安信息员、防范宣传员、交通劝导员、纠纷调解员“一长四员”职责，引领周边共治户开展群防群治。派出所出台积分制考核办法，根据工作职责完成情况逐项记分，户长凭积分可随时兑换生活物资。目前，顾家店已物建户长351人，党员占比达到85%，实现对辖区村民的服务管理全覆盖。

三年来，顾家店派出所利用农村中心警务站多元化解矛盾纠纷1162起，成功阻止民转刑、刑转命案21余件，连续8年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湖北长安网2021-6-7

福建马尾检察活用“枫桥经验”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注重运用“枫桥经验”化解社会矛盾，强化通过办案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的司法理念，加强检调对接机制建设，全面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制度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深化国家司法救助，积极打造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检察工作品牌，在司法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

据了解，马尾检察充分运用“矛盾数据分析”和“博弈分析”法，详细做好矛盾焦点分析研判和到现场调查工作，把握争议双方的“脉搏”，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处理化解率。规范办理群众来信来访案件，悉心听取来访群众的诉求，加强释法说理，做好首办环节矛盾纠纷化解。 2019年以来，共受理控告申诉案件61件，信访件7日内程序性答复率100%，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对群众信访事项马上办、简易办、一次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诉求，促进案结事了、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和谐稳定。

同时，马尾检察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与区司法局建立检调对接工作机制，根据《马尾区人民检察院、马尾区司法局检调对接工作办法（试行）》，将符合检调对接条件的案件及时移送人民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2019年以来，侦查监督、公诉、民事行政检察等部门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及涉检信访案件过程中，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依托人民调解组织等各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平台，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共同促使当事人就案件中的民事责任和解息诉，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机制。到目前为止，马尾检察已办理4件检调对接，调解成功率为100%。依托区调解中心调解后，已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达成赔偿协议，调解协议共达成赔偿金额13万元人民币，同时犯罪嫌疑人均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实现通过办案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的目的。

此外，马尾检察还深化司法救助机制，帮助刑事被害人解决燃眉之急，推动司法救助工作融入脱贫攻坚工作大局。强化救助意识，从被动依靠当事人申请转变为主动依职权发现救助线索，对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主动告知救助权利，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都能及时得到救助，帮助申请人摆脱急迫的生活困境，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日报2020-8-13

红色密码解锁“枫桥式”楼宇治理新模式：“立体社区”有了专管民警

潍坊新村，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核心区内，3.89平方公里辖区内，屹立着89幢商务楼宇、5978家实有单位，拥有上海轨交目前唯一的四线换乘站，以及大大小小600多家饭店，81个老旧小区……

“上班时间，有约25万人来此工作；下班时间，又约25万人来此消费。”浦东公安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所长崔卫东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曾经担任过四所派出所所长、经验丰富的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人多，意味着商业体量大、管理要素多、矛盾纠纷多，平安守护难。

一栋栋楼宇、一条条小路、一串串足迹……在所长崔卫东的带领下，潍坊新村派出所全体民警将商圈治理、楼宇管控作为重中之重，解锁“枫桥式”楼宇治理新模式。

一栋栋楼宇的创新：“立体社区”有了专管民警

位于潍坊新村的上海嘉兴大厦是全国楼宇党建发轫地，21年前首创“支部建在楼上”，更逐步发展成了汇聚政府、社会、楼宇等各方力量的协商共治平台“楼事会”。为潍坊新村以党建引领，开展楼宇管理提供了捷径。

潍坊新村派出所借鉴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工作制度，挑选党员民警入驻“楼事会”，让每栋楼宇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管民警。

李勇平是世纪汇广场的专管民警，他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1192弄老上海风情街”时的场景，别人看到的是石库门、黄包车和各种美食，他眼中却只有摩肩擦踵的游客、昏暗的灯光，和数不清的商家。那一刻，李勇平立马额头冒汗：

“我们专管民警最怕的就是人多！”

世纪大道站，是上海轨交目前唯一的四线换乘站，轨交2号线、4号线、6号线、9号线在此交汇。世纪汇广场，就是这座巨型枢纽的上盖建筑，人流量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李勇平几乎天天往这儿跑。走不通的路线一遍遍走通，有风险的点位一次次整改……一个月不到，李勇平已然能够如数家珍地指出每一个入口、每一户商家。

民警的力量毕竟有限，如何以最大的联动、最佳的诊断、最广的触角消除隐患？

2020年6月，潍坊新村各楼宇均成立了由派出所会同各楼宇“楼事会”牵头组成的联勤联动巡逻安保力量，其中就包括世纪汇广场，地铁安保力量也被纳入其中。

尽管16名成员来自不同单位，大家有的身穿物业人员的衬衫，有的身着不同保安公司的制服，但在身为党员的保安负责人的带领下，大家迅速融合、紧密合作。

我们的保安都配备了能够直接与派出所对接的对讲机，处置速度快、效率高。”

世纪汇广场保安队长关云说道。

今年春节以来，管理方式又升级了，在“楼事会”的支持下，派出所开始试点“商户联保”。如今，每几家毗邻商户都有一名“小组长”，每个楼层设有一名“队长”，而李勇平就是“大队长”。“就好像是无数根风筝线，如今都攥在我手里，管理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确保平安不出事。”李勇平咧嘴一笑。

世纪汇广场，是潍坊新村楼宇商圈管理的一个生动缩影。像李勇平这样的“专管民警”，潍坊新村派出所共有11名——把楼宇看作“立体社区”，“楼事会”便是“居委会”，派驻党员民警成为“楼事会”成员，以党建促管理，将警务室延伸至大楼内，成为潍坊新村派出所探索精细化管理的创新之举。

一条条小路的厘清：历史难题获“清单式”破解

潍坊新村楼宇林立，辖区内89幢商务楼宇的营商环境，成了派出所工作的重点。“楼宇安定，潍坊才安定。”这是崔卫东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道道难题，通过“楼事会”收集汇总群众意见落于纸上，纳入潍坊新村派出所党支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责任清单，再实地走访广开言路厘清破解。

在竹园商贸区内，有一条无名小路曾让行经此地的市民怨声载道：

共享单车随意扎堆，机动车违法停车，把几百米的小路堵得水泄不通，外面进不去，里面出不来！”

这是一条无名内部通道，属于红线范畴内自管道路，交警无法贴单，然而各大楼物业都无力统管。

如何让一条“三不管”的无名路恢复秩序？潍坊新村派出所发现这一问题后，先后召开了5次会议，召集各大楼“楼事会”成员实地走访，达成共识：由商贸区共同出资，街道资金补贴修建交通设施，维护竹园商贸区内交通秩序……曾经的模糊地带，在民警的努力下被一一厘清。

如今，走在竹园商贸区，这条昔日拥堵不堪的无名小路已焕然一新：通道中间树立了红白铁杆，确保机动车双向通行，在转角处画好禁停标志，确保道路通畅。

看得见的“模糊地带”，重回秩序；还有诸多看不见的“灰色地带”，也形成了管控机制。

商务楼宇内常有新公司企业入驻，而一些“皮包”公司最喜欢短租，他们“打一枪换个地方”，每干完一票便会留下“一地鸡毛”导致纠纷不断。每有新公司入驻，专管民警都借由“楼事会”提醒物业人员，一旦发现异常便要及时通报派出所。

一旦有群体性矛盾，无论是否激化，接警民警一律引导各方到派出所来解决问题。

由我们搭建平台，协调司法、信访、劳动、律师事务所等相关部门及时介入化解。”

派出所教导员王素婷，是同时拥有律师资格证书、心理学证书的“多面手”，她告诉记者，像这样的调解工作，他们年内至少做了200起，“虽然这样做，我们是辛苦了，但能够在基层就有效化解矛盾，也为大楼提供了安全有序的营商环境。”

一串串足迹的深入：解开每位报警人的心结

一道道难题，依托党建联盟，厘清破解；一项项平安举措，经现实检验有效；一个个服务细节，经群众检阅暖心。民生“小事”皆为“大事”，潍坊新村派出所党支部始终强化忠诚履职执法为民的理念，凸显党员民警先锋引领作用，用细心、关心、爱心，让辖区更有“温度”。

派出所民警们，始终记得一个云南姑娘，她叫阿芬。当大家通过手机看到阿芬回到老家，与母亲紧紧相拥而泣时，他们觉得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值了。

阿芬是他们2020年末救助的一名流浪人员。当时，上海迎来寒潮，崔卫东带着十个民警冒着寒风，2天内走遍了辖区内的绿化带、天桥、地下空间、垃圾厢房，救助了7名流浪人员，阿芬就是其中之一。

民警在世纪大道附近发现她时，阿芬神情呆滞、浑身脏臭，对于询问却不理不睬。

“问她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里？反复询问她，她就呆呆地看着我们。”当班女民警回忆，“她来的时候，衣服、头发都很乱，表情很愁苦，见到陌生人，会伸手要抱抱，感觉得到她的害怕焦虑。”

民警为阿芬提供了一些食物，很快转变思路：她可能存在心理疾病，需要专业医护人员疏导开解。于是，民警以疏导心理为出发点，与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取得联系。

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后，好消息终于传来：阿芬愿意和人沟通了！原来，她曾先后在昆明、广东等地流浪，最终漂泊到了上海，在多方努力下，阿芬踏上了回到家乡的道路，与家人团圆。

“公安工作没有捷径，我们的传家宝，就是迈开脚底板。”

崔卫东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要求派出所全体民警的。为了让民警下沉社区，一套110警情回访三级机制建立起来了——民警见面回访、副所长包干、所长抽查。

崔卫东说，今年回访机制又升级了，对于涉及侵财、侵权、扰序、纠纷、安全隐患类的警情，由民警全量见面回访：“这是一个‘笨办法’，但能够面对面解开每位报警人的心结，用我们的服务，换取老百姓安全感与满意度。”

上海政法综治网2021-9-11

积极探索矛盾多元化化解机制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万全样板

坐落于平阳县和瑞安市交界，万全镇拥有4.2万余户籍人口、5.5万人新居民，是平阳工业发展主战场，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县1/3。但近年来，随着大量重点项目和重大产业落地，万全镇基层矛盾纠纷数始终处于高位运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大量消耗了政府精力，信访维稳压力与日俱增，给原本基础薄弱的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冲击。为此，万全镇立足全镇发展实际，牢牢把握“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要义，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万全样板，积极探索多元化化调解机制，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一、坚持党建引领，全面推行信访“红色”代办制度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万全镇认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枫桥经验”的万全实践，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在全镇范围内全面推行信访“红色”代办制度，强化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把信访工作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变群众跑为干部跑，助推信访化解提速提效。自8月以来，通过镇、社、村三级代跑员成功代办104西过境水质污染等121件信访案件，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大大提升，获新平阳报、浙江日报、民主与法制等多家报社点赞。

二、坚持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

巩固充实社区、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准确把握“枫桥经验”核心要义，始终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矛盾化解中，进一步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潜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排查化解能力、纪律作风意识，努力打造政治合格、业务精通、公道正派的专业化调解员队伍。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今年来，万全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373起，调解处置成果率高达98.9%， 其中92.4%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

三、坚持创新服务，深化提升“互联网+”社会治理

以深化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为切入点，立足群众所需所急所想，将传统“枫桥经验”同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全科网格建设，通过“五个一”网格化管理体系，对全镇85个网格实行片格长、网格辅导员、网格长、网格指导员、网格员五级督查，检查走访、治安防控、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更加便捷高效。同时，联合万全派出所首创性推出“出租房E+平台”微信小程序，帮助新居民解决在本地的住房、寻工、办证等困难，实现“出租房E+平台”在手、宜家安居无忧的“微”生活。自小程序推出以来，已成功为新居民提供服务500人次，解决了新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受到了新居民的一致好评。

民主与法制网2020-1-3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南宁模式

——首府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再谱政法工作新篇章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明了方向。

南宁市委政法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把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防范化解市域治理难题、打赢信访治理和矛盾化解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推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壮乡首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年以来，南宁市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5万多件，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邕城大地处处“枫”景，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南宁市因地制宜弘扬“枫桥经验”、与时俱进赋予时代内涵，全力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南宁模式，努力为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构建和谐稳定平安首府作出更大贡献。

1 高位推进 多元共治

南宁市委站在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以及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的新高度，市委主要领导专门就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批示，紧扣实际和现阶段突出问题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确保各项工作高起点、高站位推进，勾画了南宁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总方向、路线图。

在此基础上，南宁市出台了《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首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近期和中远期目标，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纳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着力打造访调对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模式，为首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绘就了新蓝图。

南宁市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凝聚多方力量、多元化解矛盾，促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壮乡首府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全市信访总量持续下降、群体性事件持续下降，融入“南宁色彩”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已逐渐成为基层化解矛盾的“金钥匙”、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干群关系的“连心桥”。

2 访调对接 关口前移

今年春节前夕，20多名农民工来到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街道办上访，要求某工程施工方立即发放拖欠的工资。

街道办立即启动“访调对接”机制，一边向施工方阐释相关法律条文、说明厉害关系，一边安抚农民工的情绪。调解当天，双方即达成共识。相关部门积极作为，有力维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迅速有效地化解了矛盾。

“‘访调对接’将‘法、理、情’三方有机结合，柔性化解信访事项，有效防止‘针尖对麦芒’，筑牢了‘矛盾不上交’的第一道防线。”今年以来，该市赴邕越级访同比分别下降77.6、85.6%，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移、重心下移。

实践出真知。在“访调对接”工作中，南宁市创新实行访前调解和首访首调，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发生量，提高初信初访化解率。对于医疗纠纷、交通事故、意外伤亡等适合调解的突发事件，访调中心在矛盾还未激化之前即介入开展调解工作、协调赔偿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访调中心设立访调对接窗口，对初次来访者进行迅速有效的梳理甄别，实现信访与调解无障碍对接，变被动为主动。今年以来，该市接待来访群众1050批3658人次，同比分别下降5.99%、4.99%。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信访积案等“老大难”问题，南宁市采取信访、调解、职能部门“三方会商会调”的方法，实现一个平台受理诉求、一套流程调解到底，尽力减少信访问题流转环节，在方便群众的同时迅速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各级信访、调解部门的不懈努力下，不少历史积案得到妥善解决，“信访+调解”1+1>2效应凸显。

3 三调联动 凝聚合力

镜头一：接到网格兼职信息员的情况通报，南宁市兴宁区华东社区居委会主任彭英迅速来到辖区内一老旧小区，调解一起因装修房屋导致的邻里纠纷。几位老党员闻讯赶来协助，双方当事人很快冷静下来，互相认错、道歉，邻里握手言和。

镜头二：“总算能安心停车了”——南宁市某小区业主在朋友圈感叹。此前，该小区部分业主因停车场缴费问题与物业发生冲突，堵住了小区的出入口。所幸行政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法律顾问耐心与双方沟通，“堵路”和“堵心”都先后得到妥善解决。

镜头三：南宁交警一大队事故中队办公室里，民警正在对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做第四次调解。这起事故伤者治疗周期长、赔偿金额较高，双方对伤者误工费等赔偿标准有较大分歧。为了让调解顺利进行，民警提前准备了多个已处理完结的相似案例供当事人阅读，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像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快速理赔纠纷，仅南宁交警一大队每天就处理20余起。

——这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工作的三个“镜头”。近年来，南宁市全面推进“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建设，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调处矛盾纠纷，逐步培育出一批备受各界好评的调解工作品牌，成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行者。

构建人民调解新平台。全市共建立各类人民调解组织1977个、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环境保护等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83个。莫洪林（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马山县加方乡司法所所长）、叶寿腾（中山派出所“叶叔调解室”）、苏树深（医患纠纷调解资深专家）、蒙祖礼（横县云表镇司法所司法干警“礼哥”调解员）等“金牌调解”声名远播。

助推行政调解专业化。针对征地拆迁、物业管理、城市建设、劳务工程、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多发高发领域，南宁市专门成立行政调解委员会，在相关部门和法律顾问的支持下，开展易引发矛盾纠纷和信访隐患的行政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全市行政调解委员会共成功调解物业纠纷347起、征地拆迁纠纷289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172件、道路交通事故纠纷1440起。

健全司法调解新机制。马山县法院“贝侬”调解工作法、兴宁区法院“族老”调解法、良庆区交通事故诉前调解等诉前调解工作行程品牌，2019年全市法院诉前联调委员会办理相关案件972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大化；“检调对接”“警民联调”机制逐步完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6个试点所累计化解矛盾纠纷738起，90%以上非警务矛盾纠纷在一线就地得到解决。今年11月，中山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百家全国“枫桥式派出所”荣誉称号。

2018年，南宁市印发了《关于在行政诉讼中加强行政机关调解和解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今年7月，南宁市青秀区挂牌成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将“三调联动”有机凝聚，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巨大合力。

4 多元化解 各显“神通”

“矛盾纠纷在哪里，我们的调解中心就搬到哪里。我们多跑腿，群众少走路，矛盾就地化解。”这是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马山县加方乡司法所所长莫洪林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解读。

面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类型更加多样、调解难度加大等新形势、新问题，南宁市不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外延，有针对性地发挥“互联网+”以及基层党组织、法律专家的作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多元化迈进。

多元化解，需要更长的触角：南宁市充分发挥党旗领航的政治优势，将党旗领航嵌入矛盾化解各个环节，让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矛盾化解的末梢神经。隆安县城厢镇震东扶贫集中安置区以村党委为核心、以党员和移民代表（楼栋长）为骨干组成矛盾调解队、以网格员作为深入群众中间的“触角”构建“党建+网格化”机制，及时发现、调处矛盾纠纷，让扶贫移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邻里暖心。

多元化解，需要更广的维度：综治视联网连线到街道综治中心，专职律师和调解员现场连线开展调解——“互联网+网络调解”模式拉近了时空距离，也拉近了调处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心。今年以来，各级综治中心依托“互联网+”开展线上多元化解纠纷，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3538起，网上调结11154起。

多元化解，需要更多的法律专家：南宁市法学会创新建立重大疑难复杂信访案件专家会商制度，组织法学法律专家，利用第三方中立身份及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在今年开展的“百日百案”化解攻坚活动中，全市56名法学会会员专家包案，19件重大疑难信访积案全部化解结案。

多元化解，需要更专业的调解平台：今年以来，南宁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1043件，标的额18.6亿元，结案619件；南宁市桂南公证处秉承发挥公证在民商事领域纠纷分流化解的职能，于今年6月推行广西首家公证机关进驻兴宁区法院司法辅助中心，驻点提供公证事项引导咨询、现场办理继承公证业务等方式，协助法院开展庭前调解工作，累计调解成功126件，即时履行撤诉113件。

时代在变化、手段在更新，“枫桥经验”的内涵不变。12月3日召开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要求，要推动“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由社会治安向各个领域扩展，以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为依托，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服务管理到位。南宁市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南宁模式。

广西日报2019-12-27

传承“枫桥经验”精神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平度样板”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权属、家庭邻里、赡养抚养、物业房产、医疗卫生等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加。为此，平度市积极学习“枫桥经验”，结合市情，开创了“四四联动”+“智慧调解”的大调解体系，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搭建“四级平台”，做好矛盾纠纷的“倾听者”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了解到，为使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难有处帮”，平度市部署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积极搭建便民平台。一是在市-镇街-社区-村建立1959个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6304名调解员，建设壮大调解员队伍。二是在村庄和社区建设司法行政工作室，在镇街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诉求的场所。三是打造20个调解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广、群众认可度高的品牌调解室，为广大群众提供专、精、细的调解服务。

75岁的陈大爷与三个子女关系紧张，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本是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丝毫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3月上旬，他来到崔家集公共法律服务站找到调解员，将自己的“难言之隐”向调解员诉说，调解员耐心倾听。这之后，调解员与社区法律顾问，村干部组成调解小组，联系到他的子女，经过耐心的劝解，一家人重归于好。3月16日一大早，陈大爷为调解员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据悉，2019年以来，平度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坚持“预防为主，调防结合”的工作原则，一共受理调处纠纷4900起，调解成功4810起，成功率达98%，涉及标的额5928万元。大泽山镇东岳石村“老胡调解室”调解员胡京伟被司法部评为全国人民调解专项活动“表现突出个人”。

创建“四调联动”，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者”

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既要有处说，更要能解决；解决途径既要正当，更要便捷；调解结果既要公平，也要合法。为此，平度市构建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四调联动”机制。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首先由村居和社区调委会负责平复当事人情绪，进行初调。乡镇（街道）调委会负责牵头主调，复杂疑难矛盾联合法庭、综治、公安等政府部门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联动、联调。

据了解，平度市明村镇北家岭村多名地瓜种植户因地瓜苗质量问题与销售者刘某产生矛盾纠纷，双方情绪激动，产生肢体冲突。北家岭村调解员与社区调委会迅速介入，首先安抚众人的激动情绪，并迅速上报给明村镇调委会，镇调委会与工商、派出所、农技、法律顾问、社区干部进行衔接，成立调解小组，通过情理与法理“双管齐下”，经过近三天的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委会及时对接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一起群体性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四调联动”进一步加强了部门间的合作，统筹了各类调解资源，其便捷性、高效性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赋予其合法性与强制性，更加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配备“法律医生”，做好矛盾纠纷的“诊治者”

随着“四四联动”机制的完备与运行，大量矛盾纠纷能够就地化解，人民群众也体会到调解的低成本与高效性。在此基础上，为使百姓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将公共法律服务“服务到家庭，精准到个人”，使矛盾纠纷止于门楣，2月，平度市司法局打造了“平度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服务号，为每一名群众配备“家庭法律医生”，解答法律疑惑，开展“智慧调解”工作，与“四四联动”一同成为解决、预防矛盾纠纷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一名在平度市开发区居住的医务工作者由于工作原因不方便进出所租住小区，便产生了退租的想法，而房主表示因疫情原因无法到场验房，拒绝退租，二人由此产生纠纷。于是，他通过服务平台求助，平台将该纠纷分派给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立刻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在线上进行沟通、协调，用了短短一个小时就根据双方意见出具了一份电子版的《调解协议书》，在双方确认同意后，此次纠纷调解圆满完成，为医务工作者解决了后顾之忧。

“家庭法律医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解决矛盾纠纷的新工具、新思维，培养了更多的“法律明白人”，引导人民群众通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遇到问题线上问，足不出户化纠纷”，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服务号运行至今已进行线上调解30余件，办理法律援助17件，提供法律咨询200余人次，预约公证服务8件。

大众网202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