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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现场办公督导“六治一网”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8月13日，威海市委书记张海波到高区、经区现场办公，实地督导“六治一网”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要求把各项制度措施落细落实落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海陆统筹、做优网格，真正将网格化治理落到一线、取得实效，不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威海市委常委、秘书长侯世超，威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傅广照参加活动。

威海市创造性提出全面推行“六治融合、一网联动”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全市城乡划分基础网格5836个，选配网格员5838名，通过更加专业、精准的网格化治理，有效凝聚社会治理合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推动平安威海、法治威海和“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深入发展。

在威海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张海波与相关负责人座谈，深入了解信用数据归集、信用积分应用、信息安全监管等情况，强调信用体系建设关键在“用”，要有效发挥社会治理的“信治”作用，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信用“五进”，让诚信意识真正入脑入心，融入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在威海市委网信办，张海波认真听取互联网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情况介绍，指出，人民群众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要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强与12345热线等平台联动，当好党委政府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发挥好舆论监督员作用，真正把社情民意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日常，确保各类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张海波来到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现场观看战术演练，了解装备力量、队伍结构、海上渔船管控及疫情防控等情况。张海波说，海岸警察支队训练有素、久经考验，是维护沿海治安稳定、推进平安威海建设的重要力量。要严把海上渔船管控和疫情防控不放松，坚持海陆统筹，通过技术手段与人防力量有机结合，织密海岸线防控网。

在威海经区西苑街道文峰社区，张海波走进“安立方”智慧安防体验馆、流动安防宣传车以及社区红色物业服务中心等地，实地查看社区智慧安防、网格化治理、社区信用应用等情况，要求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上连街道、下接网格”的纽带作用，整合志愿者、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充分了解民情、解决民忧，提高为民办事效率，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张海波强调，深化“六治一网”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精致城市·幸福威海”的重要举措。要加快将已有框架体系转化为具体治理措施，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网格化治理的幸福体验，让“六治一网”模式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要强化典型引路，及时总结推广网格化治理、信用应用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全员共治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确保各项创新举措真管用、可持续。要坚持把“六治一网”建设落脚在有效解决社会治理难点堵点和群众热点问题上，加强网格员培训，充分调动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业务知识水平和民情处置能力，切实将制度创新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威海客户端2020-8-14

虞城县创新机制治理重信重访问题

“感谢村委会、司法所给我们解决了纠纷，让我们两家又和好如初啦。”11月11日，虞城县闻集乡郭老家村村民、前后邻居郭战宾和郭海连来到村室，握着村党支部书记郭福德的手感激地说。原来，半年前两家因宅基地争议多次发生争吵而形成重信重访，扬言武力解决问题，最近村“两委”和乡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通过发挥“三·五”工作日优势，让两家矛盾化解了。

这是该村利用“三·五”工作日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组织村党员干部以家庭矛盾、夫妻关系、邻里纠纷为重点，成功化解的4起矛盾纠纷之一，也是该县依托“三·五”工作日机制，抓准重点、破除难点、防住风险点治理重信重访问题的成功案例之一。

虞城县依托“三·五”基层工作日机制，抓准重点、破除难点、防住风险点，通过落实“三·五”机制、化解矛盾常态化，丰富“三·五”内涵、解决积案具体化，践行“三·五”职责、信访工作法治化，有效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全面治理重信重访问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45万起，收集群众各类建议8126件，该县信访工作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十名，被评为2019年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

“我们通过强组织、勤调度、日研判丰富‘三·五’内涵，实现解决积案具体化。”县信访局正科级督查专员、刘集乡侯楼村名誉村长葛寒玉说。该县成立了高规格的信访积案专项治理工作领导组，并细分出问题楼盘、问题企业、涉军群体、非法集资群体等七个工作专班，由分管县领导担任专班组长。坚持每周一由县主要负责人亲自调度七个专班组长，逐案听取汇报，分析案件症结，总结化解经验，通报上周化解进度，安排部署本周工作计划。每日早7时，由专项治理领导组召集公安、信访、维稳及涉案责任单位负责同志进行分析研判，推动案件逐步化解。同时交办新增信访案件，安排部署化解措施，确保让群众最多访一次。

“重点在于全县善调解、建网格、双规范的推进，促进大家共同践行‘三·五’职责，得以让信访工作法治化。”正在站集镇检查信访工作的县信访局局长任广慧说。该县乡（镇）、村均建有人民调解组织，有人民调解员2268名，绝大多数矛盾纠纷能够及时化解在基层。去年以来，全县共举办调解员培训班8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585起，调解成功1568起，化解率99%；防止民间纠纷转为刑事案件12件74人，防止群体性上访25起515人。创新“党建+信访”网格化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建立乡村组三级网格，推行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服务模式，村级以包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为骨干，党员干部为网格员，推进信访代理工作。去年以来，化解基层矛盾、邻里纠纷等村民信访问题852起。

河南日报2020-11-13

浙江：创新基层治理的“安吉实践”

10月19日一大早，位于安吉县昌硕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老干部义务调解工作室又热闹开了，安吉县人民法院退休老干部齐克俭正扯着大嗓门答复前来咨询问题的市民。类似的场景在这里每天都会上演，拥有专业知识的老干部们坐班解答，调解一桩桩纠纷。

安吉在县一级矛调中心“兜底”的前提下，把中心的机制和网络向下延伸，结合原有便民服务中心，整合“一中心四平台”力量，按照“4+N”模式推进乡镇中心建设，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当地。

今年6月30日，安吉15个乡镇（街道）矛调中心全部建成，实现了全覆盖。同时，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增设矛调中心窗口，建成209个村（社区）服务站。

近日，我们走进安吉各乡镇街道，一探这座“安且吉兮”的小县城如何守好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

下好先手棋 分类联调提效率

递铺街道矛调中心

近期，市民徐师傅在安吉金盆货运中转有限公司装货时被码头上脱落的缆绳桩打伤，住院治疗后，双方对于责任和赔偿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来到递铺街道矛调中心后，经调解员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调解结果受到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成功将纠纷止于街道。徐师傅高兴地说：“矛调中心真不错，这是专门给群众说理的地方。”

递铺街道矛调中心的成立是为矛盾建立了一个“化解站”。递铺街道矛调中心自今年7月运行以来，集接待大厅、品牌工作室、综合信息指挥室于一体，主打12355品牌理念，着力让大事不出街道，实现矛盾当下化解。自成立以来，共受理12345阳光热线844件，群众来信来访23件，网上信访58条，全部信访件均按期答复，群众满意率99.5%。

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同样，在安吉县昌硕街道，市民李师傅被未拴绳的狗咬伤，来到街道矛调中心后，经过调解，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调解结果受到双方当事人一致好评，起到了定纷止争的社会效果。问题解决了，李师傅高兴地说：“我们老百姓就怕遇到事摸不到‘门’，现在，认准这扇门就行！”

据了解，昌硕街道矛调中心于今年8月开始试运行，一楼大厅设服务型接待窗口，对简单矛盾纠纷进行直接答复、现场办结；二楼、三楼特色功能室集聚专业化矛调力量，入驻九大功能室，基本实现辖区内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自成立以来，共受理12345阳光热线2303件，群众来信来访18件，网上信访123条，全部信访件均按期答复，群众满意率99.3%。

让矛盾化解在基层，安吉县坚持矛盾纠纷分类联调，化解为本，多元调处全线发力。安吉县矛调中心负责人沈高飞介绍，该县将矛盾纠纷分为简单、复杂、疑难三类，村（社区）服务站就地化解简易矛盾纠纷，乡镇（街道）矛调中心化解复杂矛盾纠纷，县级矛调中心调处疑难矛盾纠纷，确保矛盾纠纷65%化解在村级服务站，25%化解在乡级中心，10%化解在县级中心。

如今，安吉县矛调中心已经和15个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207个村（社区）社情民意联络站（点）、505名全科网格员实现工作联动，主动排查矛盾隐患，根据轻重缓急实行“红黄蓝”三色预警，层层上报，层层调解。2019年，安吉全县日平均受理各类矛盾纠纷50余起，其中绝大多数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得到妥善解决。

化解在基层 金牌调解展实力

天子湖镇矛调中心

多部门联合调解

从今年5月份起，安吉天子湖镇五福村的金牌调解员杨长生又多了一项任务。每周两天到镇矛盾综合调处中心“钱伯伯工作室”上班，接待来访群众，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尽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天子湖区域面积大，近年来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基层矛盾纠纷有增多趋势，反映比较集中的是征迁和安置问题。”天子湖镇党委副书记金鸣说，今年在推进镇域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工作中，该镇以更高标准推进镇中心功能集成，重点打造矛盾调处区域品牌“钱伯伯工作室”，以镇品牌调解员钱晓峰领衔，吸收一批以老干部、老退伍军人、老党员为代表的有威望、公道正派的乡贤，助力矛盾在镇内化解，并同步采取“销号制”，由受理矛盾纠纷的第一人“一办到底”，办好一件销号一件，既能抓住矛盾核心，也能避免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的问题。

矛盾调解用心用情，“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办事也只用跑一个地方。”近日，孝源街道尚书干村村民赵矿军夫妇来到新设立的调解中心寻求帮助，原来村里一位茶户的工费一直没有结给他们，经过乡贤调解员戴伟富和村里的协调，问题当即得到解决。戴伟富是孝源街道乡贤讲和团的一员，因为调解经验丰富，平均每个月调解纠纷9件，成功率达95%以上。

据了解，孝源街道投入使用安吉县首个乡镇（街道）级矛调中心后，信访等16个部门入驻大厅服务，连心工作室、“巧妈”婚姻家庭工作室等16个特色工作室集聚专业力量调解，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诉求231件，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解决和只跑一次”。

因地制宜化纠纷，位于递铺街道塘浦工业园区的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湖州首家企业矛调中心，班组长、厂长及工会干部组成专业调解团队，畅通沟通机制，对公司2000余名员工在工资支付、劳动关系处理以及加班加点赶订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摩擦，逐一解决。

如今，这些团队不仅成为了老百姓畅通民情民意的渠道，也成为了邻里和谐的“润滑剂”，更成为了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专啃硬骨头 破除顽疾出新招

梅溪镇干部为群众调解矛盾

日前，在安吉县梅溪镇章湾村村委会调解室，随着调解员李远峰宣读双方协商达成的三点协议，一场起源于十年前，多次调解未果的娘舅与亲外甥之间的纠纷画上圆满句号。

事情由来已久，十年前，外甥建房时占用了舅舅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当时其舅舅同意送给外甥，但双方没有签订赠与协议且未告知家人。十年间，双方因地界问题矛盾越来越大，从争吵发展到打架报警。

“最亲不过娘舅，最大程度发挥心理服务在调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我们在调解过程中运用了一站式‘心理服务’新模式。”全程参与调解的梅溪镇社会治理办副主任李远峰表示，他们根据这一特殊关系制定了三套调解方案，调解服务员和心理专家两次介入，解开了双方多年的心结。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梅溪镇矛调中心先后参与了多起历史遗留案件及突发性重大事件的调解，调解成功率达98%。其中参与14起家庭婚姻类、邻里纠纷类调解，一次性调解成功率80%。

一站式“心理服务”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能，专业调解、行业调解和乡贤调解等创新治理手段则让基层治理效率更高。

递铺街道塘浦社区与杭州一家装潢有限公司长达10年之久的合同纠纷画上句号，孝源街道多年未解决的赡养问题最终圆满，还有十几年的土地纠纷一朝化解，一直难以解决的邻里矛盾握手言和……在安吉，这样的“老大难”问题经过一次次反复调解后找到了突破口，被一一攻破。

创新手段少不了科技助力，安吉县矛调中心还着手整合各类信息化资源，建设县、乡、村、网格四级信息全域统筹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打造一个覆盖全县域的矛盾纠纷感知网络，和集线上流转办事、动态调度、预警预测、精准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大脑”。

多方齐联动 合力调解获点赞

孝源街道矛调中心

在近日孝源街道孝源村的一起邻里纠纷中，街道调委会收到双方调解申请后，及时组织了司法、综治、公安等部门查阅相关证据材料，组织村、队干部到现场调解，最终矛盾得以解决。

孝源街道党工委委员汪欣说，化零为整，散落在各部门的基层治理力量被捏合到“矛调中心”，解决了以前各部门互不统属，对复杂矛盾纠纷容易推诿扯皮的问题，老百姓化解矛盾纠纷再也不用走“冤枉路”了。

连日来，我们在安吉各基层矛调中心走访中发现，涉及多个部门处理的问题，老百姓只用“进一扇门”，矛调中心充分整合各职能部门，齐心协力为百姓解决难题。另一方面，群众到矛调中心，能“最多跑一地”，背后少不了一个个给力的好“帮手”。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矛盾和冲突的复杂程度在增加，调解‘口才’很重要，政策水平、法律素养、知识储备更不可少。”递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方平介绍，今年，该街道与递铺法庭联合打造智慧法官工作室，充分发挥多元调解的优势，通过“5G+法官+法庭+综合法律服务”，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添砖加瓦。

在召集专职调解员、业务科室负责人、律师参与调解的同时，针对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街道邀请法官参与纠纷调解，在多方交流中把握纠纷源头、痛点，在高频互动中摸清群众诉求，实现矛调中心与法庭的优势互补，在8月发生塘浦人身侵权责任纠纷调解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事故发生后36小时，双方就赔偿标准、数额、项目以及支付方式等达成一致协议。

坚持“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原则，安吉采取“常驻、轮驻、柔性入驻、随叫随驻”四种模式安排入驻部门，对需联动调处的疑难杂症，由矛调中心牵头，整合部门力量和社会力量，灵活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开展联合接访、联合调处、联合督办，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浙江日报2020-10-26

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法律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张伯晋　李春薇　花耀兰　周庆华

米粮山下，汉水之滨，这里是“高山流水”典故的出处，亦是“伯牙摔琴谢知音”所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湖北省琴断口监狱就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集镇上，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一起贩毒案件的服刑犯人田某。

“我本以为再也出不去了，没想到还有希望。”从侦查环节拒不认罪，到检察环节主动认罪认罚获得从轻处罚。会面田某时，记者没有见到想象中的颓废面孔，相反他眼中充满了希望，“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这是法律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从18个地区试点到全国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这项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如何具体实行的？效果如何？检察机关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两地检察机关。

“认罪认罚从宽+速裁”提高司法效率

从开庭到宣判仅用时不到10分钟！4月17日，在武汉，记者旁听了一起轻刑案件庭审，亲身感受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组合拳”对司法效率的显著提升作用。

出庭支持公诉的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徐英告诉记者，速裁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一般而言，认罪认罚的速裁案件在检察环节要在10天内办结，在审判环节也要在10天内审结。庭审过程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并当庭宣判。

2016年9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北京等18个地区试点以来，检察机关对该制度展开深入探索。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之完成了从试点试行到全面推行的转变。

据河南省登封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王朝锋介绍，自该制度正式实行到今年3月中旬，登封市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239件289人，适用率达57%，适用范围基本涵盖了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所有常见罪名。

“从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不是沉默就是极力辩解，现在我们去提讯，他们都主动问能不能认罪认罚从宽。”说起这一制度的“知名度”，王朝锋深有感触。

如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融入到具体办案中，登封市检察院摸索出了不少“独家经验”。

“从试点开始，我们就在合并、简化文书上下功夫，这也是提高办案效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王朝锋介绍，原有的常用办案文书多达18种，现在全部进行简化，比如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合并为一份，从前需要三道程序的工作一次性完成，达到提速办案的目的。

文书简化了，其他制约司法效率的问题仍待破解。例如，绝大部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都是轻刑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时间短，但如果一次仅办理一个案件，开庭路上的“跑腿”时间都会超过庭审时间。

针对这个问题，“四集中”办案模式应运而生，这也是登封市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办案亮点。通过“集中批量受理速裁案件、集中审查起诉阅卷、律师集中见证具结、集中批量出庭支持公诉”，该院真正实现了通过速裁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目的。

好经验、好做法在武汉市检察机关也不少。除繁简分流、简化集约办案流程，实现“简案快办”外，武汉市检察机关还探索将“智慧公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紧密结合，用智慧检务为办案工作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武汉市硚口区和汉阳区检察院试点运用“智慧公诉”系统办理认罪认罚案件418件，占已诉认罪认罚案件的65%。此外，武汉市检察院作为湖北省研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试点单位，可提供“简案快办”“繁案精办”等不同办案模式。同时，该系统还具备电子卷宗识别、智能辅助阅卷、精准化量刑建议辅助等功能。

为创新社会治理贡献检察力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不仅在个案上提升了司法效率，更在创新社会治理层面贡献了独特的检察力量。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通过主导落实该制度，更有效地促进了嫌疑人、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重新点燃生活希望，有效减少社会对抗，从而也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

谈起正在琴断口监狱服刑的田某，武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晓华仍记忆犹新，这个案子是该院运用普通程序办理的首起重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合议庭当庭宣判，被告人明确表示不上诉。

“被告人田某非法持有毒品1000余克，被抓到的时候，毒品就在他身上，但他就是不认罪。”本案的另一名办案检察官朱明说，打了几次交道后，检察官了解到田某是觉得“没希望了”，所以抗拒情绪严重。

朱明告诉记者，为了解开田某的心结，他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仔仔细细地跟田某讲清楚，田某的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并且第一次作了有罪供述。

和记者说起那段受审经历时，田某有些严肃，“当时通过委托律师知道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我已经快50岁了，想着肯定出不去了，还不如不认账，当时不知道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后来为什么转变了想法呢？”

“检察官跟我详细讲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让我知道如果认罪认罚就有从轻的可能，我觉得自己还有希望。”田某语气平和，“从宽后，我被判了12年，出狱后还不到60岁，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还能有机会开始新生活。”

对许多像田某一样走入歧途的人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味着什么？通过与多个案件被告人交谈，记者慢慢找到了答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能减轻他们的对抗情绪外，更让他们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努力投入服刑改造，对新生活再度充满憧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轻微刑事案件”集中的基层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往往能拯救一个家庭，让情节轻微的“小案件”不再有“大冲击”。登封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金章最近办理了一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小案子”。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焦某。

“那天，我母亲特意做了手擀面，吃晚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饭后，我开车去隔壁村买烟，没想到被查了……”焦某告诉记者，事后他特别后悔，当时不该抱有侥幸心理。

陈金章对记者说，焦某系初犯且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诚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孩子正在上学，被判实刑的话，一家人就断了经济来源，整个家都垮了。”该案情节轻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适用缓刑，不但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同时能安抚家属情绪，拯救一个可能被“冲垮”的家庭。

那么，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是出于自愿，而非被强迫呢？这就要提到修改后刑诉法设置的“值班律师”制度。

根据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湖北丰海律师事务所的值班律师刘奥对记者表示，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徐英提及，武汉市硚口区的一项特色创新——值班律师全程法律援助化，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值班律师接受司法局指派，取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身份转变成法律援助律师，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见证，还可以深度参与案件，提供更全面的法律帮助。

值班律师在见证认罪认罚案件具结过程中，常常需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是否认罪、受何种程度处罚等法律咨询服务。王朝锋告诉记者，登封市检察院在该制度试点期间就建立了“值班律师阅卷制度”。该制度不仅能为值班律师见证认罪认罚具结提供便利，更能保证见证具结工作有效开展，同时对落实修改后刑诉法中提到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要求，起到了推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检察机关的主导推动下，郑州、武汉两地检察机关普遍设立了值班律师办公室，各项工作不断细化，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更趋完善、更有力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

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了解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后，各地均积极适用该制度，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扩大该制度的适用率，也是检察机关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实践中，这种主导作用如何具体体现？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张晓津告诉记者，首先，认罪认罚协商过程是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进行，对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决定权在检察机关，这是检察机关审前主导作用的重要体现。其次，充分调动值班律师的积极性，与他们一道共同实施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次，主导作用还体现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更加重要。根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一般应当”意味着以采纳为原则，不采纳为例外，对这些例外情况法律有明确规定。

记者注意到，为做到精准量刑，郑州、杭州等地检察机关出台了相应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指导意见，供办案检察官参考。武汉市许多基层院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精准量刑建议的“独门秘籍”。例如，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探索了“表格化精准量刑建议”，根据量刑建议的四个步骤、四个层级等计算方法制作表格，量刑步骤、情节、方法一目了然，便于承办人根据具体案情构建精准统一的量刑尺度。据了解，自“表格化精准量刑建议”推广以来，该院速裁案件提出的确定刑量刑建议达100%，采纳率高达99.83%。

如何更好地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呢？张晓津给出了重大“利好”消息，“目前，最高检已经成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含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指导组和量刑建议研究指导组，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整理认罪认罚指导案例，力求尽早为各级检察机关提供具体的办案参考”。

此外，张晓津还告诉记者，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正在研发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本，通过大数据技术，不但能提供同类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参考，还将通过人工智能提供精准量刑建议辅助。

检察日报2019-5-6

湖北荆门善用治理思维多元解纷 调成率达74%

要扩充“地盘”。

站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一楼大厅，东宝区司法局负责人毫不掩饰“野心”。这或许有可能很快实现。

推进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荆门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一体联动格局，初步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基本解决在县域，重大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的目标。

荆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王祺扬领办“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提出将服务群众作为多元化解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增强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数据显示，自2020年5月全市四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运行以来，荆门共受理各类案件24486件，调解23641件，调成17574起，调成率达74%。

破融合之困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动议，市委、市政府在2019年8月提出，当年开始着手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顶层设计。”荆门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涛说。经研究，这项工作由荆门市委政法委牵头抓总、市法院业务指导、市司法局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协调联动。

结合本地实际，荆门市委政法委提出要解决“融合之困”：破解基层矛盾大量上行的问题、矛盾纠纷化解手段单一的诟病、化解力量各自为政的现实。

如何突破？荆门市委、市政府提出，全面建成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人民、行政、司法、仲裁和综治五大调解功能深度融合，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审判、行政复议、各类仲裁和信访事项的“四个对接”，推动形成调、审、裁、议一体化格局。

思路有了，怎么实践？荆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肖刚深知“市级带头”的重要性。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设在哪？市委“拍板”：就设在市中心，方便群众。

2020年6月，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落成，与市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和信访服务中心等进行职能整合。

融合同步推进。荆门市公安局、市妇联等15个部门30余人、市医调委等16个行业性专业调委会83名专兼职调解员进驻。

“这些专调委原来都是‘散’的，城南一个、城北一个，群众一旦找错了地方，来回折腾。”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许昌明说，整合之后，矛盾纠纷到中心都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荆门市司法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6月20日，市、县、乡、村四级多元化解一站式服务平台全部建成，其中建成1个市级中心、7个县级中心，62个乡镇（街道）中心和1552个村（社区）中心。

“多元解纷，就是要整合资源，打造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让群众解纷有渠道、说理有地方。”荆门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德宏说。

立运转之制

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一楼大厅左侧，有一间心理咨询室。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荆门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鲁方芳常在此值班，咨询室同时承担市妇联12338热线接听工作。

12338热线受理登记册上，记录着58岁周婆婆2021年11月2日的来电。这是她第4次致电，反馈了其与儿媳之间短信沟通的良好结果。工作人员也劝说她继续给儿媳思考和成长的机会，相互尊重。鲁方芳说，类似周婆婆这种家事矛盾，通过热线能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借助调委会或中心力量化解。

“进了中心的事，尽量在中心解决。”荆门市司法局副局长唐永华说，秉持这一原则，该市采取“一站式”接收、“一揽子”分流、“一条龙”解决、“一盘棋”预防矛盾纠纷的具体措施，完善案件“双向审核把关”、工作绩效考评、职级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等工作机制。

荆门市县两级法院向所在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派遣法官速裁团队，成立速裁庭，将“诉调对接”入口延伸至中心。对中心调解不成的简单案件，速裁庭当场立案、开庭、宣判；复杂案件，立案后返回法院精审。

2021年初，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委托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解一起涉外离婚案。女方在波兰，男方提出离婚并起诉。考虑疫情影响，荆门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邀请东宝区法院城区人民法庭，联合开展跨国远程调解，双方顺利达成离婚协议。

目前，荆门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实体、网络、热线三大平台互联互通，音视频调处纠纷1773起，其中当事人在国外的38起、省外的315起。

荆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奇介绍，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与全市1782家调解组织横向联通、上下联动：通过繁简分流，简单事项下派就地办理；下级无法化解或影响重大的，实行提级督办，提高调解质效。

麻城镇板庙村一村民因栽树挖沟波及公墓，被20余户墓主家属围堵。调解员、村干部均调解未果后，麻城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组织派出所连夜进行调解，组织两轮协商达成和解。“没有多级联调，估计这事会闹得不可收场。”麻城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朱丰说。

享共赢之局

1142户商铺业主、欠款金额达1700余万元。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荆门一民营企业运营的商业项目陷入困局。商铺业主聚集围堵企业主，到司法部门上访。

回想一年前，时任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院长的唐崇德仍记得：80余人挤满了该院立案大厅，要求立案。“已收到100多人的立案申请，我们及时向上级汇报。”唐崇德说。

该事件的处理转到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经反复研究，中心确定原则：既要挽救企业，又要维护业主权益。

经多方协调，企业引入第三方运营团队；当事企业与商铺业主达成协议，商场交由新运营商运营，收益分期分批偿还债务。两个月后，新运营商顺利进驻且运营良好，业主们吃了“定心丸”。

该重大风险能源头化解、各方共赢，得益于荆门市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的“综治调解”职能。“党委政府牵头抓总，各方联动共治，不断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升级版，这是把重大风险控制在市域的坚强保障。”荆门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尹新阶认为。

荆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立后，为群众减累增速、为企业减负增收、为法院减诉增效、为社会减访增和。“我们将继续把多元化解与为民服务有机结合，从群众关心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出发，将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试金石，答好重大矛盾风险不出市的平安考题，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荆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少莲说。

法治网2022-2-13

公安交管部门推行六项便民利企措施 服务保障物流畅通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落实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公安部推出疫情防控期间6项便民利企措施，保证疫情防控物资、民生物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物资和春耕生产物资等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便利通行，服务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推行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交管业务“特事特办”。严格落实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要求，对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实行交管业务“特事特办”，开通专门窗口，积极提供集中办理、上门办理等服务。开设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制度，协助相关部门对持证货车快速检疫、快速放行，最大限度保障通行便利。

推行疫情防控车辆人员牌证“急事急办”。开通应急业务窗口，对支援疫情地区的救护、防疫和运送防疫物资等车辆和人员，实行“应急窗口”急事急办、专人专办，全力保障疫情防控车辆和人员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控工作。设立专线服务电话，接受疫情防控加急业务咨询求助、预约，对接服务需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推行机动车检验等业务“延期办”。针对近期聚集性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在全国推行交管业务“延期办”措施，即日起，对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未审验的，统一延长3个月办理期限，7月底截止，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出入人员密集场所。延期办理期间，对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未审验的，不予处罚。同时，对互联网服务平台预选号牌号码有效期和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一并予以延长3个月，保证群众正常办理车辆登记、学习驾驶技能。

推行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容缺办”。为减少群众到医疗机构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可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际，实行驾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理。对申请人暂时无法提供身体条件证明的，先予办理驾驶证换证，允许申请人在疫情结束后补交身体条件证明。对实行驾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的地方，将开通互联网服务平台容缺办理功能，方便群众网上办理换证。

推行交管窗口业务“便捷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窗口服务，在严格落实窗口单位疫情防控要求基础上，科学安排窗口，优化服务流程，做好业务引导和秩序维护，推行提前预约、引导分流、延时服务、周六日服务等措施，保证群众便捷办理。积极推行在交管业务办事大厅应用自助服务终端，便利群众自助、快捷办理业务，实现业务有效分流，避免排队等候。

推行34种交管业务“网上办”。全面应用互联网服务平台和“交管12123”手机APP，推行补换驾驶证、补换领号牌、申领临时号牌等34种业务网上办理，减少“面对面”办事，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增设业务受理、语音电话等坐席，保证网上业务及时受理、及时办结，提升群众网上办事体验。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22-4-21

辽宁省朝阳市探索创建社会治理联动新模式

共建 共治 共享——

辽宁省朝阳市探索创建社会治理联动新模式

2018年3月2日20时29分，朝阳市110接到报警称：在该市双塔区某小区，居民张某在家中打开天然气阀门欲自杀，请求救助。

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当班指挥长迅速派辖区公安分局出警，并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按领导指示，指挥长指令市消防支队、120急救中心、港华燃气公司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到位。

相关单位接令后，迅即赶到现场。在室内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情况下，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屋内，将已晕倒的张某抬到楼下转交120急救并送往医院治疗。经抢救，张某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为防止次生灾害，民警第一时间将室内天然气阀门关闭并开窗通风；消防官兵打开楼内消防栓，做好灭火准备；港华燃气公司技术人员通过仪器检测到空气中甲烷含量严重超标，立即切断楼内天然气；公安民警逐户通知切断电源，严防火灾。一小时后，经排查，三方人员共同确认安全后方恢复供气，撤离现场。

这是辽宁省朝阳市通过该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调度，多部门联合处置突发事件的一个成功案例。

三大平台、六个中心，形成应急联动指挥新格局

2017年11月，朝阳市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在借鉴兄弟省市成熟经验基础上，大胆探索，经过近两年筹建，依托朝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成立了“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在“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了新突破。

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整合了全市安监、民政、信访、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地震、气象、城镇燃气、供电、自来水等37个应急职能部门，以“常驻”“临驻”“季节性入驻”三种方式进驻中心统一办公，实现各类案（事）件和一般性突发事件的统一受理、统一指挥、整体联动、高效处置。在中心的指挥大厅设置102个席位，根据功能的不同，划分为领导指挥区、应急部门联动区、综治中心联动区、110接处警专区、警种合成区、公安应急指挥联动区等6个功能分区；建立市应急指挥平台、市综治中心平台、公安指挥中心平台“三大平台”联动运行，与指挥调度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应急联动中心、情报合成研判中心、大数据应用中心、互联网警务中心“六个中心”有效衔接，联动运行，确保全天候便民服务，实现了资源互通共享，打破人员壁垒，一体化协同工作，提高综合应急联动科技化、规范化水平。

市社会治理应急指挥中心除继续承担市公安指挥中心职能外，整合扩展了政府和社会服务职能：一是负责统一受理全市各类突发事件和应急求助的报警；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市直各相关职能单位处置一般性突发事件和应急求助，遇有较大或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市领导可以在指挥中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直接指挥处置工作。同时，负责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案（事）件、一般性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行动方案，明确各有关单位、部门的职责任务。定期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突实战演练，提高快速处置能力。二是行使综治中心部分职能，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实现社会共治。三是开放部分公共资源服务权限，向市直各部门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信息查询，向全体市民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破除壁垒、激发合理，促进应急联动响应

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日常工作由市政府授权市公安局代执行，进驻中心的社会各联动单位及公安机关各警种工作人员按照“指挥权和隶属权分离，责任共担原则”，开展联动处置工作。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联动单位人员以首席代表身份实行派驻制进入，中心管理实行指挥长负责制，运行参照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工作规范，统一由指挥长发布指令，流转处置，派驻单位联动处置成效纳入市政府对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

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按照资源共享，力量整合，机制融合，手段集约的设计理念，在体制，机制上打破壁垒。在公安机关内部，强力推进指挥、处置深度融合，通过整合指挥资源、改进勤务方式、强化科技支撑、规范勤务运作，切实将公安应急指挥系统打造成研判主导、信息支撑、技术保障、联勤指挥、合成处置、一体运行的指挥处置中枢。在外部，强力推进社会资源、力量、手段整合，通过政府应急管理平台、综治社会管理平台、公安实战指挥平台一体化运转，实现政府部门同公安机关统一高效联动联治。

各成员单位业务通过网络对接，实现业务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实现任何一个应急预案和突发应急事件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各相关部门同时响应，各种资源在第一时间内显示并调用，释放政府各职能部门服务群众工作效能，体现了合成的力量。

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运行后，朝阳市安全生产投诉举报专项电话“12350”正式进驻，在指挥大厅设置1个常驻席位及“12350”举报投诉受理平台，建立网上在线巡查系统。17家市直管重点企业的289个监控点位视屏接入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了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应急处置与指挥中心平台的有效衔接，安全生产实时在线应急监控系统初步建立。2018年，共接听12350投诉举报及咨询电话85次，受理举报案件27起，立案9起，交办18起；受理大厅分流信息10次，处理及分流10次。

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推动应急联动机制长效发展

一年来，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先后出台了《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机制运行规范（试行）》《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管理规范（试行）》《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考核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全市治理应急联动工作的长效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运行一年多以来，各应急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实现了全市应急单位由缺位到归位，多部门“共建”的全市应急联动体系，初步形成各类案（事）件、一般性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工作由是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统一受理，党政领导、公安统筹、部门联动、指挥一体、科技支撑、法制保障的“共治”“共享”的应急联动格局。

随着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工作的不断推进，安全生产应急联动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应急联动，在为110减负的同时，便民服务效率不断提高。一年来，朝阳市社会治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已成功剥离非警务警情16470起，平均日剥离非警务警情30语起；启动联动机制700余次，成功联动处置各类案（事）件680余起，服务群众6200余次，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2018年12月21日，朝阳市应急管理局正式挂牌，与同年成立的的朝阳矿山应急指挥中心合署办公。朝阳矿山应急指挥平台将在2019年建成，并与社会治理应急联动进行有效衔接，该市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将有进一步提高。

中国安全生产网2019-2-12

岱山：网格廉情监督解好基层治理“方程式”

今年以来，岱山县纪委县监委不断深化网格廉情监督方式，聚焦村级小微权力，助推解好基层治理的“方程式”，高质量推进清廉村居建设。

“小本子”记好“民生账”

一件红背心、一只有网格标志的挎包、一部手机……这是网格廉情监督员的标配，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而让他们更为“宝贝”的，是网格廉情记事本。

因做事公正负责而“出名”的岱山县秀山乡秀北村第一网格廉情信息员郑素芬，她的小本子上，以日期为脉络，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常走访中发现的问题。“秀北外凤凰停车场建造工程进度需要进一步加快”“胡某某是低保对象，要关注低保资金是否发放到位”……既有采集信息的重点难点，更有对策建议和最终处置情况，形成“民生账本”，让网格廉情监督员成为连接政府和群众的纽带。

对发现的问题，监督员都会主动用手机从不同角度进行固定，为下步处置提供详细依据。乡镇纪委则通过翻阅“账本”，了解监督员的履职情况，并作为每季度对监督员的考核依据之一。

“小力量”督好“工程账”

“村停车场周边提升工程存在质量瑕疵……”前不久，岱山县东沙镇东沙社区网格廉情监督员邱亚飞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并及时向居监会主任翁叶报告。翁叶随即找到负责此项工程的村干部，对照招投标合同发现确实存在一处与合同约定不符的地方，和施工方交涉后，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利用廉情监督员熟悉村级小微工程的优势，岱山县探索实施小微工程跟踪认领责任制，一人一工程，跟踪到底，让他们对工程立项、发包、实施、验收、结算、资金拨付等重点环节实行全流程监管，及时发现和改正工程建设中潜在的廉洁风险点。

“村级工程多是道路硬化、堰塘整治、渠道维修等关乎民生的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体量虽小但数量众多，腐败风险不容忽视，网格廉情监督员的全天候监督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白。”岱山县纪委县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茶室”算好“民生账”

“原桥头村文化礼堂内办理红白事宴席，按席面收租金，收入既不入村集体账目也不开收据，而是直接内部消化……”在网格内的“五味茶”清风谈话室，网格廉情监督站站长陈静飞听完群众的反映后，立刻联系该村村主任以及镇纪委书记，由镇纪委派纪委委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彻查并责令整改。

“五味茶”清风谈话室是岱山县纪委在东沙镇的试点。作为谈心谈话工作室，定期由所在网格的廉情监督员坐镇，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准确掌握基层第一手廉情动态，充分了拓宽群众监督渠道。

“现在，村民们非常喜欢且愿意和网格廉情监督员唠嗑，唠嗑里往往都有线索，同时也是村民对我们的信任。”陈静飞自豪地说，日常的网格廉情走访工作虽然辛苦而忙碌，但是却很充实，替百姓发声、当百姓的眼睛和耳朵正是网格廉情监督员的职责。

浙江新闻2020-9-17

各类诉求办结率99.8% 辽宁鞍山党务政务服务一体化提升治理效能

辽宁省鞍山市素有“祖国钢都”之称，因钢而立，因企而兴，其产业工人多、老旧小区多，治理难度大。

近年来，鞍山市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充分发挥“智治”作用破解难题，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全市信访、治安、刑事等案件均大幅下降，命案发案数年均降幅超过35%。

破解“建设难”

试点开展初期，鞍山市成立智能化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导，市委制发意见，明确建设统一“市域治理平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一屏指挥”四个应用模块的工作思路。

为推动部门高效赋能，鞍山市在市、县、乡分别成立市域社会治理中心，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三级市域社会治理中心，在村（社区）网格化工作站的基础上，形成集党务、政务、服务于一体的市域社会治理模式。目前，已形成113个全新的市域社会治理平台。

破解“融合难”

试点工作中，鞍山市为实现信息数据共享，制定数据共享需求清单、责任清单、开放清单和问题清单，掌握全市77家单位数据联网需求。其中，已连接政务信息资源目录2512条，汇聚社会治理基础信息8.38亿条。

为优化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将100余个线上反映问题平台统一整合为12345政府服务热线，并与市内110接处警平台、网格化平台数据互联，实现电话、网络受理和网格员排查“多管齐下”受理模式，做到“一站”式解决群众各类诉求。

此外，制定“信息采集—案件建立—任务派遣—事件处置—反馈核查—综合评价”的“六步闭环”处置流程，对每起社会治理事件生成专属编码，有效解决了工作流转不畅问题。对办理事件由市级平台进行审核、跟踪回访、评星定级，对超期未办和群众不满意的事件予以催办督办，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目前，共受理各类诉求280万件，办结率99.8%，满意率95%。

破解“应用难”

试点工作中，为了拓宽群众办事通道，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鞍山市研发“爱鞍山”App，实现了政务服务和民生服务“掌上办”“一指通”办理模式。其中，群众采用政务服务网申报率达93.55%，平均办理时限压缩83.3%。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鞍山市通过市域社会治理平台，及时开展线索摸排、跟踪和智能分析，有效为疫情防控筑起源头防线。

法治网2022-5-30

监督下沉为基层治理赋能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列入主要目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发挥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探索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清单+台账，实现履责一单清、监督一账明

强化基层监督，既要把握工作重点，又要找到符合实际的抓手和便于操作的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实施“清单+台账”的监督模式，建立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和纪委监委监督台账，实现履责“一单清”、监督“一账明”。

“现在有了这些流程图，我们办事就方便多了。过去一不清楚怎么办，二不清楚找谁办，经常被推来推去，当真是操碎心、跑断腿。如今带齐材料，直接去找村干部，一趟办完没麻达（问题）。”

日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如克村村委会大院里，村民麦提托合提·麦麦提敏指着村务公开栏中新张贴的《和田市乡镇村“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说道。

强化对基层小微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督促晾晒权力清单，把能办什么、怎么办公开晒出来，就是给小微权力戴上“紧箍”。

今年4月，和田地委印发《和田地区推进村（社区）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试行）》，并制定《和田地区村（社区）小微权力清单》，梳理开列重大决策、日常管理、便民服务等3大类别，涉及16个子项、69种小微权力。各县市借鉴地区清单，统一编制了符合各自实际的村（社区）小微权力清单，进一步明确每项村（社区）权力事项的名称、政策依据、办理主体、操作流程、时限标准、监督管理等具体要求，确定关键岗位、重点人员、重要环节，建立各岗位、人员、环节监督防控措施，实现基层小微权力事项明晰、运行规范。

同时，和田地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以工作提醒、电话督查督办、专项监督检查等形式，加强对县（市）推进小微权力运行工作的督促指导，强化跟踪了解，研究解决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机制，力促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工作高质量推进。

“厘清权责范围，公开各项办事流程，依规依法、按流程办事，让基层干部更习惯在‘放大镜、聚光灯’下行使权力，也有效保障了基层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如克村党支部书记李达表示。

除督促地方和部门制定权力清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划出监督重点、列出监督台账，着力校准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靶向”。

“桓台县田庄镇民政办残联干事孔长征履职不力，导致群众长期未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针对残疾人相关政策应享未享情况开展摸排整改，对照问题清单逐项制定措施，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日前，山东省淄博市纪委监委驻市总工会纪检监察组收到了一份来自市残联的问题整改报告。这是该组对“保障残疾人脱贫攻坚落实情况”进行立项监督的成效之一。

今年以来，淄博市纪委监委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工作推进、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等方面，对监督事项实行项目化管理。各派驻纪检监察组首先对部门单位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摸底，收集工作资料、梳理任务台账；在此基础上，制定监督工作方案，明确方法步骤和监督内容。截至目前，先后围绕低保兜底政策落实、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攻坚行动等工作开展立项监督23项。

在江西省萍乡市，市纪委监委根据基层实际列出了“三小一公开”重点监督内容，即对村级小微权力、小型工程、小额资金决策事项进行实时监督。在此基础上，各县区纪委监委探索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模式。安源区纪委监委探索实施“三单两表一函”工作模式，明确村社廉洁工作平台监督队伍的监督职责和监督重点，以清单模式列出当前及阶段性、年度的工作重点，建立一整套工作运行模式。湘东区实施“四盯四看”监督机制，即盯资金项目，看村组干部是否廉洁履职；盯日常小节，看普通党员是否遵纪守法；盯群众诉求，看惠民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盯“三务”公开，看小微权力是否阳光运行，形成全覆盖的监督网格化格局。

“现在大家已经习惯在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认识到监督是对我们的严管，更是对我们的保护。”萍乡市一名基层干部表示。

创新手段，数字赋能，推进基层监督科学化、精准化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创新监督手段，加强信息化建设，依托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平台，提高日常监督质效，推动日常监管到位。

“区残疾人联合会劳服所干部万某对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审核把关不严，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不久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纪委监委一则通报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问题的发现，源自该区利用扶贫监督执纪大数据分析平台的一次数据对比核查。平台打通全区党员干部、农村家庭户等基础类信息和低保、低收入农户扶持、残疾人帮扶、危房救助等扶贫对象数据以及各部门拨付、发放扶贫资金记录等扶贫信息间的壁垒，通过同享数据、拟定算法开展对比分析，快速“揪出”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私分、优亲厚友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

在衢江区纪委监委对2014年以来的全区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清单电子数据、人员身份信息电子数据的比对筛查中，平台提示有21人存在补助对象死亡后只停发一项补贴现象。该区随即组成调查组，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违规发放的补贴全部追回。

今年以来，衢州市纪委监委探索推行“365监督在线”工作机制，整合监督资源，结合线上线下，探索智慧分析，搭建全时空、全天候监督平台，实现数字赋能提质、监督天天在线。

包括衢江区扶贫监督执纪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内，衢州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督促各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智慧监管平台7个，通过大数据智慧化监督，加强扶贫、民生、招投标、农村“三资”等领域数据对比分析，并构建“四清单”“两档案”“两报告”大数据体系，及时发现问题、查纠整改，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和精准度。

衢州“365监督在线”工作机制，是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打法，推进基层监督科学化、精准化、常态化的一个缩影。基层公权力涵盖方方面面，面广量大、细微琐碎，如何做细做实，实现科学化、精准化，需要进一步探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摸索出不少有效的抓手和经验。

贵州省六盘水市纪委监委探索推行乡镇“片区协作、统筹监督、指定办案、联合审理”工作模式，将全市87个乡（镇、街道）划分为18个片区协作组，统筹乡镇纪检监察干部、民生监督员等力量，聚焦重点工作和民生关切领域联合开展监督检查，有效破解基层监督力量分散、问题线索把握不准、案件质量不高问题。

北京市通州区通过建立健全村干部权力正负清单、村务监督平台、“三位一体”监督网络，打造“一单明权、一台亮权、一网督权”监督工作格局，着力推动监督下沉、落地，力促基层监督从有形到有效。

各种科技手段的充分运用，则为监督插上了翅膀。

浙江省诸暨市运用“枫桥经验”大数据治理、社会化共治的重要方法，打出网络信息监督、网片协同监督、网格提早监督的组合拳。借力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采集了1.5万名监察对象、8.6万名党员基础数据，横向联通了公共资源交易、基层综合治理等重要系统，纵向打通了市纪委监委机关、派驻机构、乡镇纪委监察办三个层面，实现“一键查询”“一网办理”“一图成像”。

重庆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打造基层涉权事项公开平台，及时公开发布村居财务、议事决策、招投标和惠民资金发放等群众关注的信息，在方便群众一键查询的同时，让群众对存疑的数据、信息进行一键举报，实现线上和线下监督的紧密结合。

畅通渠道，信息公开，让群众从旁观者变监督者

群众是有力的监督力量。缺乏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就是一句空话。很多时候群众想监督，也有能力监督，但社区、村一级事务公开不够，监督渠道欠缺，群众面临着想看看不见、想管管不到的尴尬局面。从基层治理的关键点入手，各地不断创新形式，开辟多种渠道方便群众参与监督。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九里堤街道康禧路社区廉情监督员谭力强来到花香九里小区和长荣苑小区，开展入户走访，“李大哥，您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吗？有没有遇到办理人员态度冷漠刁难等情况？”

在金牛区13个街道90个社区里，每个居民小组都设有廉情监督员，谭力强正是这支1286人队伍中的一员。今年以来，金牛区纪委监委探索完善组织架构，建立由街道纪工委组成的3个协作组，社区纪检人员组成片区“监督站”，廉情监督员、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组成流动“监督哨”，通过“组、站、哨”协作，实现监督联动、信访联办、案件联查、问题联解。

“每个月开展一次集中走访，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和问题反映，这是社区廉情监督员的基本职责之一。”谭力强说。

为保障群众积极参与监督，该区纪委监委配备了相应的职责清单，明晰各类监督力量共40余条职责。廉情监督员每月不定期到社区查访，协助社区纪委开展信访举报问题排查，推动社区干部履职尽责。同时，深入院落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向社区纪委报告。

一张桌子，几条长凳，反映问题的村民，忙着记录的接访干部……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每逢赶集日，各乡镇纪委便将接访点搬到集市广场，“摆摊设点、开门接访”，及时收集涉及惠民惠农资金、扶贫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建设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为保证件件有核查、事事有回音，该县纪委监委按照片区协作机制，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下沉一线，督促指导乡镇纪委完善信访受理、案件查办、整改落实等工作。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监督机制，拓宽群众反映意见、信访举报渠道，发动更多群众一起行动起来，用好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新技术，编织更广、更密、更强大的监督网，对群众发现的问题线索快查快办，及时反馈处置结果，让群众感受到参与监督有结果、有价值，更好凝聚起群众支持参与监督的强大力量。

在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邹家角村，村民陆小毛看到村里宣传栏多了张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宣传海报。他用手机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后，便打开了苏州市基层廉勤监督平台——昆山平台页面。

为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力量，今年昆山市纪委监委将全市165个村（涉农社区）的村级权力事项和村务公开事项全部搬上网络平台。每一笔资金、每一项补助、每一个工程都公示得清清楚楚，这让群众监督更有方向。

“发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扫码登录这个平台，在‘检举举报’模块在线反映。”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群众只要通过手机扫码登录平台“民生事项”模块，即使不会编录文字，也可以通过拍照片、发语音和视频等多种便捷方式反映诉求。每反映一个问题都会随机生成一个查询码，便于查询问题解决进度。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诉求整改情况进行“再监督”，重点查纠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

据了解，基层廉勤监督平台运行以来，已协调解决基层上报问题2600余个，全市反映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比去年同期下降34.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12-8

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百米”，这个“小巷管家”可有大作为！

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很多社区，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小巷管家”。他们身穿蓝马甲，每天穿梭于小区楼院和大街小巷，他们心里装着街坊四邻家门口的事：邻里纠纷、乱停乱放、垃圾清运、私拉电线等。他们是收集社情民意的“信息员”、邻里守望的“巡防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平安法治的“宣传员”。

“小巷管家”的出现，打通了社区治理“最后一百米”，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决群众身边难痛点

华山街道处在老城区，面临“四个多”的治理压力，即居民小区(楼院)类型多、无人管理小区(楼院)多、人户分离比例多、流动人口多。其中，半物业管理和无人管理小区占比达75.28%。

为确保群众安居乐业，华山街道探索出“小巷管家”志愿者群防群治模式，建立起由党支部书记、红色物业负责人、四级网格中心工作人员，能力突出的楼栋长、保安负责人、群防群治积极参与者组成的143名“小巷管家”队伍，他们每天佩戴“红袖标”巡逻在282个小区楼院和大街小巷，实现了街区、小区(小巷)“小巷管家”全覆盖。

在华山东路126号院，50多户居民居住的小区里，既有民宿，也有居民。过去，由于没人管理，小区楼道又脏又乱，快递随处乱放，电动车没地方充电。小区居民把问题反馈给“小巷管家”后，“小巷管家”将问题及时反馈给五华山社区。五华山社区党委书记王永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尽快改善社区面貌，她利用党员“双报到”契机，联系昆明市审计局，随后昆明市审计局认领了该项目，出资对楼道进行粉刷。与此同时，她积极与快递公司联系安装了快递存放箱，在小区安装了充电桩，切切实实解决了群众的“痛点”问题。

如今，华山东路126号院环境整洁，小区的花台里种满鲜花，花香四溢。

王永梅说，在五华山社区的各个小区，几乎每栋楼都有两三个“小巷管家”，他们收集民情民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小问题当天解决，对于难解决的大问题，社区会协调职能部门共同解决。

居民幸福感增强了

去年4月，华山街道143名“小巷管家”正式上岗，从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开始，每一名“小巷管家”都积极做到当场沟通、当下解决。

走进华山南路74号院，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正在当值的“小巷管家”王鑫强一边巡查，一边将发现的问题拍照发送至社区群。垃圾桶满了，赶紧联系环卫来拉走;大门口有人停放电动车，赶紧劝阻一下;楼道里的灭火器过期了，及时联系物业更换……

每天天不亮，王鑫强就开始在小区转悠，查看小区的环境卫生，他会将每天做的事情记录在“小巷管家”记录本里。从今年1月开始，他已经记录了19页，包含38项发现的问题。

“我是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当‘小巷管家’既是在做公益，也是在传播正能量。”王鑫强乐呵呵地说道。

同是“小巷管家”的黄丽芳，讲述了自己的深切感受。黄丽芳所在的小区，老人居多，看到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她会主动搀扶，还会主动帮老人拎菜;一些居民家里的下水道堵塞了，她会和物业联系及时帮他们处理。一次，在小区巡逻时，她发现一住户家里冒出浓烟，她一边拨打119火警电话，一边和物管人员拿着灭火器冲进屋里灭火，事后才知道，浓烟是住户一边炼油一边打电话忘记关火造成的。幸亏“小巷管家”发现及时，避免了火灾发生。

五华山社区居民刘奶奶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她说，这几年小区环境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小区有人管了，楼道变干净了，墙面也粉刷了，绿化带不再是“灰头土脸”。自从有了“小巷管家”，小区管理更加精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住在这样的小区很安心。

“小巷管家”上岗至今，累计提供了1500余条涉及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有效信息，为街道、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置问题隐患争取了时间，贡献了积极力量，赢得了居民广泛认可。

奖励激发服务热情

如何壮大“小巷管家”队伍、激发“小巷管家”积极性?经过摸索，今年4月，华山街道探索出“小巷管家”积分模式，联合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人社厅等29家共建单位和吉庆祥食品有限公司、螺峰农贸水果、金洲百货等10家联盟商户，共同开展平安志愿服务积分建设。

明确10余类任务积分奖励条款和1积分价值10元的标准，“小巷管家”可在完成积分任务并经所属社区居委会审核后获得积分奖励，直接到积分联盟商户兑换商品，之后由街道定期向商户审核兑付现金。

华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黄丽告诉记者，自积分制启动以来，已经发放积分券并兑换400余分，“小巷管家”参与巡逻防控、线索举报的热情高涨，为办事处及派出所提供安全隐患、邻里纠纷、出租房信息变更、疫情防控等问题线索20余起，街道运用线索有效前置干预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4起，基本形成“资金有来源、管理有系统、联系有专人、考核有机制、激励有措施”和“动员社会化、责任具体化、运行规范化、监督日常化、效能最大化”的“五有五化”平安志愿者服务持续运转模式。

云南长安网2022-5-10

安徽合肥蜀山区笔架山街道“融合融汇”治理有方

疫情防控期间，不仅店外摆放餐桌，还不落实进店扫码要求……4月6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综治中心值守人员通过指挥平台发现这一“胆大”的龙虾店，立即与巡查组工作人员联系。工作人员现场约谈了龙虾店负责人，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置。

这起事件的快速处置得益于综治中心实体化带来的“战斗力”。2021年8月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在全区镇街推进综治（网格）中心试运行建设，笔架山街道以此为契机，将网格化、信息化“双轨运行”，着力在资源整合、功能结合、数据汇合、机构融合上下功夫，努力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四有”平台融合多元力量

笔架山街道如今建成了300平方米的“四有”街道级综治（网格）指挥室：有指挥调度平台、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信息化载体、有综合执法队伍，每天都在“点单”“接单”，解决居民身边的大小事。

“你好，我们排查一位居民信息时联系不到本人，能不能帮忙在平台查询一下其信息。”接到九重锦园小区网格员江宏洁的查询求援电话后，正在街道综治中心值班的刘日立即通过综治中心平台人员信息库，及时找到该人员的详细信息并推送告知。

这样的联动已经成为笔架山街道综治中心的工作日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董震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蜀山区公安、交警、消防均派员在中心驻点，街道城市管理、平安建设、司法综治常驻办公，环保、市监、物业管理、劳动监察等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思路，以综治中心为平台整合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多部门，形成同屏一体化工作平台，促进综合治理功能融合，确保实体化运行。

笔架山街道综治中心线下调解邻里纠纷。洪厚新 摄

笔架山街道强化街道综治中心承上启下、统筹协调职能，明确中心主任由办事处主任担任，常务工作由政法委员主持，治安副主任配合，赋予综治中心指挥调度权、分流指派权、督查督办权、考核奖惩建议权四项职权，破解资源整合难、调度指挥乱、执法力量散等问题，推动工作运行实战化。同时推行综合执法联席会议机制，提升城市管理和执法力量下沉，整合司法、信访、消防、公安、交警、应急管理等部门资源，进一步完善“一支队伍管执法”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由“管理”转向“治理”，推动综合执法常态化。

“多网合一”提升管理效能

笔架山街道辖区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服务居民近5万户、15万人。面对辖区范围大、管理户数多等实际，笔架山街道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全面推行“网格+党建”“网格+服务”“网格+共治”多网合一。

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汪浩介绍说，目前辖区划分为6个一级网格、34个二级网格、113个三级网格。一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二级网格根据地域面积、小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进行划分，三级网格具体到驻区单位、小区楼栋，实行化整为零的网格管理模式。

在一级网格设立党委（党总支），下辖居民小区党组织、“两新”党组织，在二级网格按楼栋、商业街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等设立若干个党支部。全街34个小区网格共建立党组织68个，把党的组织体系向下延伸到每个驻街单位、小区院落、建筑工地，由党员居民骨干担任书记，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无盲点。

“我们实行街道班子成员包联社区网格，统筹协调重大问题，社区‘两委’成员、工作人员分别兼任小区网格责任人、网格员，及时防控风险、化解矛盾、处置突发事件，并以综治中心为纽带，发挥‘四员一律’专业优势，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力量引入网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孔丹说。

辖区居民张某与物业公司的“陈年”矛盾就是在多方努力下化解的。因对小区物业服务不满意，张某长期不缴物业费用。去年12月，街居工作人员联合蜀山区法院法官、专业律师，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公司、业委会、当事人一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线上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街居工作人员没有放弃，今年2月，组织各方再次通过线下“请你来协商议事”平台，面对面进行法律宣传、政策解释，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街道社区把企业和百姓当成家人，把企业和群众的事当成家事，设身处地地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物业公司负责人王学亮深有感触地说。

截至目前，全街网格员共排查各类生产性、经营性门面房863次，排查处置安全隐患1526条，前置化解物业矛盾纠纷28起，开展特殊群体精准服务79件次。通过矛盾纠纷诉调对接中心视频连线、“周末议事厅”等协商平台，线上线下调解幼儿入学、物业企业更换、停车位不足等民生问题110余项，让“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

完善机制实现闭环集中快处

3月11日，学林轩社区工作人员徐玉海在巡查中发现在一路口有随意停放的机动车，立即通过综治业务平台将案件上报街道综治中心。

紧接着，由街道综治中心将案件派遣至区派驻交警进行现场处理。处理完毕后，再将处理结果拍照发送至街道综治中心平台。整个过程无缝衔接，实行闭环式管理。

“我们充分发挥综治中心智能化技术平台作用，建立事件研判制度，实现三级预警当场处置，二级预警三日办结，一级预警七日办结机制，做到简单的事不出小区（网格），街道层面的问题自行解决，特别复杂的问题由区级协调处理。”孔丹说。

董震告诉记者，街道还创建巡查发现、受理派遣、处理反馈、任务核查、事件归档、考核评价“六步”闭环式处理机制，利用网格化手机应用终端，借助实时调度、一键呼叫、视频通话、同屏互动等手段，可以对网格员上报事件、排查情况进行在线视频连线，第一时间进行现场调度。对网格员或社区层面无法解决事件，由综治中心根据事件性质分流至主管部门解决；对涉及跨领域的事件，按“谁主管、谁负责、谁牵头”原则，由街道牵头部门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实施联合执法，实现一个系统采集、一个平台流转、一个中心指挥。

2月15日，辖区一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因不满教学质量问题，想拉上其他学生家长一起“讨说法”。笔架山街道得知情况后，通过综治平台立即启动一级预警机制，及时将情况上报至区综治中心。当晚，蜀山区教体局组织区综治中心、街道、社区、学校、当事人，多方联动召开联席会议，采取线下会商，及时解决学生家长的关切。

“现在政府人员对群众关切的事不推诿、不扯皮，用心用情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很感动。”这番亲身经历，让学生家长对政府工作点赞。

笔架山街道坚持治理重心下沉社区、小区、网格，做足“融合融汇”文章。试点以来，累计处置事件1060件，实现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法治网2022-5-1

边缘化郊区到现代化城区——以浦东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为视角

浦东新区各街镇在实践中探索了一些预防和化解信访问题的好办法，有效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把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有效维护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创新方法的基础上基层在工作理念、工作机制等方面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很值得推广和学习。

第一，数量信访新观念。信访的核心功能是维护群众权益。要注重源头预防，注重解决问题，注重综合施策。要转变基层信访思想观念与工作理念，一方面是基层信访机构及信访工作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厘清信访职能定位。信访部门不是“万金油”、也不能“包打天下”（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管，什么都可以不管）。要做到“一收一放”，“一收”即收拢信访工作作为承载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把不应有的职能从信访工作中剥离出去。“一放”即放大信访工作作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是要严格依法信访。法治社会要求法治政府，要求政府的权力设定、行使方式及程序都要依法运行。在现实中，要进一步贯彻实施新的《信访条例》，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探索镇街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实现有序、务实、高效信访。这就要求各级领导、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严格依法信访，同时不断完善和提高人大、政协及司法机制的权利救济功能，特别是各级司法机关要强化案件处理的能力，积极把解决社会矛盾引导到司法渠道。信访制度的存在是现行法律不足的体现，它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弥补法律的不足，因此，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完善基层信访的体制机制。始终坚持不断夯实维稳信访的基础管理工作。一是有一个完善的组织架构，形成由区-街镇-村（居）委分级的信访体系，同时构建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信访工作大格局，形成整合资源、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合力。二是有一个畅通的信访渠道，建立基层信息员、信访代理人、各种社会公益协会权益保护组织、人大代表主动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群众有困难、有诉求，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帮助，及时化解矛盾和怨气。三是有一个便捷、高效、经济的信访网络，要逐步减少走访，增加网信、纸质信的比例。重视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逐步推行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四是有一支能力强的信访干部队伍，信访干部要有群众观、高素质、能力强，工作规范，才能获得群众真正的信任，才能为加强维稳信访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书院镇在长期探索化解积案过程中形成的“五步工作法”；老港镇通过建立多方联动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垃圾处置场环境污染问题。

第三，明确信访责任制。信访的关键是接待信访和解决信访反映问题的各部门责任到位。一是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主动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浦东新区建立处以上领导联系信访人制度。每月至少1天，街镇领导每周至少1天到信访接待场所接待群众来访。二是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限时有效反馈、给来访者纸质的接访记录凭证和办理情况回执。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浦东新区周浦镇，多年来以“四个到位”即：排查到位、接访到位、责任到位、回访到位，加强初信初访工作。“四个到位”中的责任到位，就是要求对初信初访件实行分类办理，一般信访件实行办理承诺制，做到7日内办结并回复信访人；重要信访件实行“领导把关、专人负责、明确责任、划定时限、严格查办”，做到接访有疏导，办案有质量、转办有反馈、查办有追究；“交办件”实行领导、部门包案落实，按照“一个问题、一套班子、一个调处方案、一个解决时限”的“四个一”机制和“问题不查清不放过、错误不纠正不放过、上访不停止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办理，注重效果，提高一次性处理信访问题的成功率。2013年一年，周浦镇成功化解了20件区级领导包案，化解率95%；完成区联系信访人案件3件，完成率100%；完成区级重信重访案件2件，完成率100%。完成信访复查复核共7件，信访核查终结3件。[9]

第四，多部门联动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信访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才能解决矛盾。信访反映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比较复杂，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综合施治的工作机制。一是加强信访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的沟通联动，积极从案件中发现并整治侵害弱势群体利益行为背后的腐败链条和渎职行为，对压制、报复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二是加强信访部门和司法机构的联动，支持来访者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对违法事件坚决予以打击。三是鼓励律师介入信访工作。整合信访、司法、综治等机构，并配备相应公职律师机构，形成统一完整的政府司法行政构架。律师就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信访人进行指导和讲解，并就信访问题对信访人予以明确的答复和指引。如新区人大每年聘请5名业务精通的资深律师，组成法律监督咨询小组。参与信访工作，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信访人的信访诉求。四是建立人大代表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不断拓宽信访工作渠道。浦东新区人大进一步搭建好人大代表参与信访接待工作的平台，及时为代表提供信访动态和信息，通过代表参与信访接待这种履职形式，努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等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参与信访接待，使人大代表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周浦镇人大代表姚斌经常参加人大组织的调研活动，比如走进社区、察看技防设施；研究小商贩，开展实时联动；与镇应急中心联合视频巡逻、联勤队伍交叉巡逻等，听取广大选民的意见与要求。协助相关部门研究创新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息诉罢访的工作机制，110接处警回访制度、窗口民警履职考评电话抽访制度，案件快侦催办提醒制度、案件归档前复核制度等，深得群众拥护和爱戴。

第五，发挥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功能。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于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浦东新区非常重视挖掘和培育民间组织功能，使群团组织在信访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是基层通过全区各级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代办归口上访案件，如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工会、农会与农民工协会，进一步强化工青妇、残联和以弱势群体为主的各类协会的权益保护功能，从而实现群体化或组织化的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二是借助群团组织平台，密切联系群众，形成群众工作“大信访”的合力。三是健全群团信息网络，延伸信访工作触角。通过群团组织在村居、企业中组建的信访信息网络，设立信访工作联络员，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就地化解矛盾纠纷。老港镇在解决垃圾处置场环境污染问题上就紧紧围绕“基层主导、对话协商、广泛参与”的十二字工作方针，充分体现了群团组织作用。在老港镇政府的主导下，聘请热心公益的组织和个人、环境工程技术公司等进行监督，使企业的环保措施得以保质保量地落实。

浦东街镇信访2020-2-21

54.73万件各类矛盾，化解成功率达99.76%！这地是如何做到的？

  草木蔓发，万物生辉，又一个春天在时序轮替中怒放。

在四年一度的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上，江西捧回3座全国平安建设的最高奖杯——“长安杯”，以及20块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以及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金字招牌”，受表彰总数位居全国第三。

3座“长安杯”，分量重千钧。它镌刻着全省上下对“平安”的同心毕力与持续奋斗，见证了平安江西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的不懈创新，更折射出江西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导向让平安落地、让和谐永驻的精彩答案。

一股力量

构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从平安江西建设的历程中抽丝剥茧，有一个成功密码贯穿始终。那就是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

江西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激活社会参与的“细胞”，使平安建设的根基坚如磐石。

一张小桌、几条板凳，上高县田心镇江南村祠堂里，一个由理事会成员、村里的老党员组成的“评判团”坐“堂”评案，一起山林权属纠纷通过“祠堂说事”得以化解，针尖对麦芒的矛盾双方握手言和。

民事民议、民事民管。在上高，“祠堂说事”正日益成为当地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千里眼”，化解矛盾纠纷的“缓冲垫”，维护社会和谐的“老管家”。村里的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祠堂说事”上说一说，基本都能得到解决。

“没有‘祠堂说事’的时候，村民公共场合随意说。现在有了问题，就摊在‘祠堂说事’的桌面上说。”芦洲乡新桥村新屋组理事会会长赵小龙坦言，虽然问题看起来小、微，但是具体、直接，说出了乡村稳，也说出了百姓安。

不止是上高县。放眼全省，景德镇市“帮帮团”、九江市“浔城志警”、新余市“敲门嫂”等3万多个各具特色的群众自治组织遍布江西，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2.3万个综治中心高速运转，7万个网格、8.5万余名网格员、222万名平安志愿者如同一个个“细胞”，广泛参与到社会服务、矛盾化解、社区矫正帮教等活动中。

平时深耕基层，战时能打胜仗。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撑起了一片天——依托这个体系，江西创新建立“大数据+精密智控”举措，开展地毯式排查、全天候值守、精细化服务，牢牢地守住了安全底线。

一个个基层基础的小平安，联结成整个社会的大安全。仅去年一年，江西共化解各类矛盾54.73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9.76%。

一种温度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建设平安江西，方向在哪里？突破口又在哪里？

江西牢牢把握人民满意这一根本标准，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人民群众最怨最恨最烦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全方位提升平安建设水平。

出了交通事故，当事人常常需要在交警部门、鉴定机构、保险公司和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程序繁琐，效率低下。

“办事跑一次、解忧跑一地”，南昌市交通事故“一庭一中心”把分散在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调解组织、保险机构、鉴定机构的业务功能整合，实现责任认定、理赔、调解、鉴定、诉讼、司法确认一揽子解决，最快半小时内即可结束全部程序。

从扫黑除恶到命案攻坚，从交通治理到打击电诈，近年来，江西对影响平安的突出问题项目化推进、清单式管理。

几组数据勾勒成效——

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江西推进大案攻坚、破“网”拔“伞”，共打掉黑恶组织1218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3727人，综合绩效居全国第三，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决定》，将原有“1+N”长效常治机制体系整体拓展为“2+20+N”体系，部署六大行业领域整治，推动实现城乡更安宁。

几项举措压实行动——

精心搭建“966525”江西省社会心理服务热线，上线半年接线时长超过10万分钟，474名志愿者通过“连心桥”，解开求助者心结。

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到省委省政府层面，开展“云剑”“云电”“云端”专项行动，持续向电信网络诈骗“亮剑”，全省电信网络诈骗刑事警情逐月下降。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集资犯罪，建成“赣金鹰眼”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精准锁定13万余家高风险行业企业，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从影响平安的一个个问题抓起，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实打实的安全感。

一场变革

打通平安江西“任督二脉”

互联网时代，如何提高平安建设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将未来所向与群众所盼紧密结合，江西借力科技，创新不断。

变革，从小切口破题。

鹰潭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境内铁路线路长、覆盖广，行人、耕牛跨越防护带而引发的伤亡、阻路事故，影响铁路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借助AI智能技术，鹰潭开发全国首个“铁路安全智慧护路综合管理平台”，通过划出电子围栏，对入侵、越界等情况精准识别、自动告警，同时通过手机APP及时调度护路队员、耕牛主人快速处置。

平台投入使用至今，实现了无路外伤亡、无耕牛挡道、无车辆肇事、无线路火灾、无涉铁刑事治安案件、无涉铁群体性事件目标。

南昌市“城市大脑”蓝色曲面巨屏上，节点闪烁，线条流动。它的接口，连通来自53个市直部门、11个省直部门1193类数据；它的内核，置入分析预判、科学决策等应用。

交通堵、停车难、看病烦、文明监管盲，这些长期困扰基层平安的老问题，由这个“大脑”给出了新解法。

丰沛的数据资源，全新的技术手段，带来的是系统性重塑——

50余万路监控探头，就像50余万只“天眼”，盯防着全省社会安全，守护着百姓平安，已建成的4220个智能安防小区基本实现“零发案”。

一网联通千万家、千家万事网上解，江西把全省各类调解组织搬到网上，线上立案、视频调解，推动矛盾纠纷“一键解决”。

人员管理“一码”通行，指挥调度“一平台”保障，红、黄、绿三色健康码既确保了安全防控，又保障了群众通行。

…………

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上线，到“雪亮工程”建设的深度应用，从“卫星遥感”助力鄱阳湖治理迭代升级，到用数据研判系统指挥城市交通，在破难题、解困局的一次次攻坚中，一大批“互联网+”平安建设应用场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打击犯罪、治安防控、服务民生、社会治理等方面展现出强大动能，以其蓬勃的生命力，给平安江西建设提供无限空间。

一个更宏大的梦想，由此开启。

江西日报2022-3-4

8个维度预警治理风险，广州这个指数的推出振奋人心！

广州作为实际管理人口逾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极其庞大，社会治理单靠“铺人力”“用蛮力”并不能解决问题。2021年以来，广州市从提高社会治理“精准化”水平入手，创新推出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

“红棉指数”由广州市委政法委牵头，通过“5+1”指标体系，以“小指数”撬动“大治理”，动态监测全市各行政区的社会治理状况、及时发现补齐治理短板，助力提升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广州样本”。2月25日，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首次发布会成功举办。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认为，“红棉指数”突破了行政区划、科层体制、信息壁垒、制度障碍等结构性约束，能够为决策者对宏观趋势与微观事件的准确研判与精细指挥提供向导作用。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陈晓运认为，“红棉指数”推动公众、媒体、专家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增强导向性：打造“5+1”指标体系

2020年，广州被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之一。广州市委、市政府将打造“红棉指数”作为整体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制现代化水平的前瞻抓手，市委全会部署“红棉指数”设计发布工作。

“‘红棉指数’具体设计发布工作由市委平安广州建设领导小组市域社会治理组负责，市各成员单位配合实施，专业智库具体研发。”广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棉指数”聚焦统筹推进、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全力构筑市域“善治指挥链”。

——指标设计上，突出体制特征。打造“5+1”监测指标体系，其中“5”指社会安全度、法治保障度、德治建设度、公众参与度、智慧支撑度等市域社会治理五大评测维度。“1”指市域社会治理风险预警维度。首期“红棉指数”以2021年度为监测时段，设置29项二级指标、132项三级指标。

——监测对象上，突出整体提升。通过监测11个行政区，促进全市社会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2021年度测评总榜结果显示：越秀以84.04分居榜首，荔湾以81.98分紧随其后，黄埔以81.83分排名第三，共有五个区的综合得分在80分以上。

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发布

——数据来源上，突出市域层级。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市直党政部门官方报送的原始运行数据，市域社会治理风险预警维度数据通过大数据抓取获得，有效避免指数结果的人为干预。首期采集18个市直部门共1452条官方数据，全网抓取超过9万条舆情数据，通过数据计算、分析，形成监测报告。

——平台支撑上，突出数据联通。依托数字赋能，紧扣“红棉指数”指标体系、监测结果、风险预警等元素，建设并上线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预警监测系统，初步实现社会治理指标数据智能报送、监测结果智能计算和自动生成、季度数据动态监测和滚动展示、助力风险预警研判和辅助决策指挥四大功能。

陈晓运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最近一次集中交流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十分重视“红棉指数”测评结果，认为其可以客观展现辖区社会治理综合成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提供‘智力支撑’，不断完善指数各维度间的理论基础。”

突出特色性：8个维度监测治理风险

“红棉指数”立足广州作为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的区域“首位度”，突出广州特色、红色特征、湾区特质。

“红棉是广州市花，取名‘红棉指数’具有很强的广州特色。”广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解释，红棉5片花瓣象征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注重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5方面作用。

其次，体现红色特征。“红棉是党旗的颜色，象征党委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红棉又称‘英雄花’，象征广州从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到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红色基因底色。”上述负责人说。

广州多次召开专题会，确保“红棉指数”能客观展现辖区社会治理综合成效

记者了解到，“红棉指数”的湾区特质体现在，充分发挥大湾区媒体资源集聚优势，以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八大重点类型事件所引发的纠纷为监测对象，通过媒体大数据抓取网络海量数据，从总体态势、舆情峰值、压力地图、事件烈度等8个维度监测社会治理领域风险，服务大湾区稳定健康发展。

荔湾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王勇波说：“‘红棉指数’的发布，既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政府工作的开展情况，也给人民群众提供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渠道，实现良性互动。”天河区猎德街党工委书记李明说，“红棉指数”引入媒体和专家视角客观反映与精准分析社会治理基本情况，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参考。

确保实效性：压实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红棉指数”突出测评问效，实施目标管理，以此不断压实各级各部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责任。

——盯紧民生热点。广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棉指数”抓住人身安全、“舌尖上”的食品安全、“钱袋子”的财产安全、校园安全、交通安全等市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定期发布指数监测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比如，首次监测结果显示：去年广州全市治安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11区命案均100%告破，各区食品抽检合格率均在98%以上，全市电信诈骗警情、电信诈骗案实现“双下降”，11区校园安全事件均为个位数，等等。

——打通治理堵点。通过动态监测，及时发现、评估全市社会治理问题，破解社会治理领域难题，指引各区各部门补短板、强弱项。“以这次的报告为例，五个评价维度中，荔湾在社会安全度、德治建设度等一、二级指标中排名靠前，但在智慧支撑度方面不尽如人意。”王勇波说，荔湾区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网格化+智能化”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认为，“红棉指数”能够为决策者对宏观趋势与微观事件的准确研判与精细指挥提供向导作用

——推广特色亮点。通过指标体系，深度挖掘全市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体制优势、机制优势和工具优势，大力培育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对标高线争创特色亮点，积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样本”。

——辅助决策重点。发挥“红棉指数”对社会矛盾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作用，提供风险研判依据；定期发布指数监测结果，为各区、市直相关单位统筹开展工作、解决重点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决策指挥参考。

——紧扣平安焦点。突出结果性指标监测，依托社会治理客观数据基础，切实增强化解重大矛盾、应对重大风险能力。

“红棉指数”正积极助力广州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李明说，基层工作遇到“老大难”问题、行政手段进入“窄胡同”时，可以通过和智库中的理论专家、媒体专家、基层实践专家“多方会诊”，共同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希望“红棉指数”的数据可以延伸到街、镇一级，为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更多决策参考。

广东政法2022-5-26

2万+最小应急单元为超大城市应急！广东创新社会治理新路径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广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前列上的关键一环。近年来，省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在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下功夫，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抓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径、新方法，形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获先进表彰的创新经验，为“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贡献力量。

坚持全省“一盘棋”推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发展规划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广东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此，省委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要求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广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作为“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前列”上的关键一环，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平安广东建设同步谋划、同步推进、一并考核。

省委成立由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框架下统一协调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及试点工作等。目前，全省21个试点地区均成立由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平安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凡兵，制必先定。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走向深入，必先完善制度设计。

近年来，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全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文件，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套制定了广东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分工，全面系统谋划部署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全省上下“一盘棋”，迅速形成工作合力。广东专门出台工作指引，明确要求各地要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纳入市级“十四五”规划，市委主要领导要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绘好工作路线图，我省先后制定系列配套性文件，既细化中央部署，又突出广东特色，为各地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提供基本遵循和评估标准；省委政法委印发关于省委政法委领导定点联系指导广东省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机制，加快提升我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等单位牵头任组长，省直各有关单位参与，组成5个分片联系指导小组，定期对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片区的试点工作开展专项督导调研。

法者，治之端也。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广东坚持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制定《法治广东建设第三个五年规划》《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通过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加强社会治理领域执法司法等，努力营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今年1月1日起，《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部关于平安建设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平安建设提供更有权威、更可操作、更具针对性的制度保障。

推广10项改革重点任务

催生一批社会治理创新品牌项目

此前，深圳光明区某公司因经营困难，拖欠一批工人工资。事发后，光明区第一时间成立群众诉求服务工作专班，顺利促使劳资双方达成调解……通过建立“五个一”矛盾化解机制，该区总结出“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的“光明经验”。

近年来，像这样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在广东各地不断涌现。去年，我省确定“推广光明经验全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等10项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强化市域社会治理领域综合性、基础性、系统性改革创新，催生一批试点品牌。

在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平台方面，广东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构建以综治中心为枢纽、以综合网格为单元、以政法力量为主导、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社会治理平台。同时，专门制订指导意见，加强对各级综治中心的统一规划、整体实施，大力推进综合网格建设，对各类社会治理事项“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在全省各地，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聚焦“大平安”理念，广东以省域治理现代化为牵引，依托“一网统管”建设体系，加快推进“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建设，推动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初步实现“一个平台管平安”。

关心关注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有利于更好构建和谐社会。2020年，我省制定《关于在全省基层综治中心建设社会心理服务站（室）的指导意见》；2021年，“粤心安”社会心理服务站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目前全省乡镇（街道）覆盖率已达100%，村（社区）覆盖率达98.7%。

自“粤心安”社会心理服务站（室）推开后，在推动完善社会治理中大展身手，各地依托“粤心安”社会心理服务站大力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极大纾解疫情给市民心理健康带来的消极影响。

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广东也加快推动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前，全省已建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等统一指挥协同治理平台，配齐配强乡镇（街道）政法委员，深入推进镇街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打造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指挥平台。此外还通过制定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全面厘清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

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对象多样、任务繁重。奋进新征程，广东将以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重大风险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作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早日形成。

蹲点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首创“物业城市”模式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走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荷塘社区石山村，鲜花绿植装扮村居街角，光影长廊灯光掩映，文化绘墙创意十足……昔日的“城中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村”，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这得益于横琴创新开展“物业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如今，横琴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物业小区式管理，垃圾分类、网格巡查、牛皮癣清理等社会服务均实现100%覆盖。

2018年，横琴首创“物业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由“政府全包”向政府、企业、社会三驾马车“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变。该模式突出社会企业、社会组织作用，以服务为宗旨，在服务中管理，由澳门街坊总会横琴办事处、横琴公共秩序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提供老年康复、幼儿托管、老年饭堂等服务。

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完善提升，离不开科技赋能。记者了解到，目前“物业城市”APP平台深度嵌入AI、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初步实现对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的智能化识别、定位和管理，社会治理工作闭环基本形成。

在用户层面，“物业城市”APP实现了咨询、上报、服务、办事、督办等“五个一键”功能，对接养老、门禁、劳动保障等多维公共服务系统。此外，还开发了“民生微实事”“城市日常问题上报处理”“志愿活动报名参与”等功能。通过“物业城市”APP“一键上报”功能，无论是公共设施报修还是举报噪音扰民，市民都能轻松上报，并得到高效处理。

截至今年3月底，“物业城市”APP有注册用户38.9万余名、志愿者1315名，专业服务机构10个，企业173家；“一键上报”板块共受理案件92308宗，其中城市服务运营公司处理82465宗，市民处理3494宗，政府部门兜底处理9691宗，一个市民、志愿者、普通商户、社会组织、城市服务商、政府协同的社会治理“新生态圈”已然形成。

为营造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物业城市”模式还积极探索运用人民调解机制，设立“橙子调解工作室”，吸纳法律、物业管理等人才，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初始状态。

如今，“物业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已走出横琴，被全国多个城市成功复制。

南方日报2022-4-26

“余杭模式”破解三大社会治理难题

杭州市余杭区推进社会治理智慧化调查

编者按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部署建设平安浙江15周年。

15年前的2004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借建设平安浙江之东风，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乡镇社会治安综治中心。15年后的今天，余杭区委、区政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社会治理智慧平台——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形成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智慧治理“余杭模式”，破解了社会治理的三大难题，有效防范了社会风险，化解了矛盾纠纷，社会治理出现共建共治共享喜人新局面，探索走出了一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

近日，本报将在浙江举办建设平安浙江15周年余杭论坛。论坛上将要进行的研讨和今天刊发的这篇调查报告，都是对余杭区全力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智慧化新做法、新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希望能对全国各地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起到启发、借鉴、引领作用，敬请关注。

□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东升 王春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全力推进智慧治理。

余杭区从本地防范社会矛盾风险、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与阿里巴巴集团等高科技企业合作，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社会治理智慧平台——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

运行一年多来，形成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智慧治理“余杭模式”，破解了社会治理的三大难题：精准感知，变事后“救火”为超前预防，有效防范了社会风险；高效处置，变应对迟钝为及时快速，就地化解了矛盾纠纷；以人为本，变管理控制为多元协同，社会治理出现共建共治共享喜人新局面。

2018年，余杭区刑事案件、火灾、交通事故、信访等社会治理主要指数同比下降幅度均在25％以上，平安考核排名从2014年、2015年的连续“不及格”跃升至浙江省第9名，一举捧回了平安浙江建设最高奖“平安金鼎”。

举全区之力推进智慧治理

余杭区位于杭州北部，面积1228平方公里，从东、北、西成弧形拱卫杭州中心城区。历史悠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刚刚审议通过将良渚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余杭区正是已绵延5000年的良渚文化发祥地。经济发达，拥有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上市企业23家。2018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2312亿元，财政收入624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2819元，经济总量居浙江省各县（市、区）第一。

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余杭区目前实有人口数32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180万人，全省最多。流动人口多、民营企业多、建筑工地多，信访存量大、交通流量大、风险变量大，这“三多三大”使余杭区以往的平安建设、社会治理工作经常处于靠天吃饭、疲于应对之状态，2014年因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2015年因公共生产事故较多等因素，均在全省平安县（市、区）年度考核中名落孙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余杭区委、区政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系列重要论述，把高水平建设平安余杭、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中心工作来布局谋篇、强力推进，作出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三个全域”的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了推进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率全省之先建起了区、镇街、村社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余杭区经济发展位居全省前列，社会治理现代化也理应争当排头兵。”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张振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当今社会已进入智慧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地方党委、政府应适应新形势、树立新理念，学会依托和运用智慧技术手段，预防和化解社会治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

基于这一认识，乘杭州市加快建设“杭州城市大脑”之东风，余杭区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拨出专款，成立专班，自主研发了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全力以赴推进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平台呈现三大亮点

在余杭临平西大街65号余杭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大楼，记者看到，可视化、超融合实时实景指挥调度系统的大屏幕占据了整整一面墙，正在不断闪现、滚动着全区各地的视频、数据。

据介绍，这套指挥体系横向至区级职能部门，纵向覆盖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与每个专职网格员间均可实现实时视频互通。

据阿里巴巴集团技术专家闵万里介绍，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的整体架构为“一总十分”：以总平台为数据和事件中枢，以智慧综治、智慧矛调、智慧公安、智慧交警、智慧消防、智慧城管、智慧安监、智慧住建、智慧公交、欠薪预警等十大模块为应用支撑，具有鲜明的三大独创亮点：

一、应用优先，智慧治理重在实效管用。

技术支撑主要依靠阿里研发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中国首个计算平台；在设计具体模块和智能应用时，则注重接地气，充分听取余杭区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努力做到实效管用。

例如设计智慧安监模块时，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余杭原先安全事故高发的5种实际情形度身打造，开发了专项管控功能，变原先上门抽查为24小时在线监测。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即在一件重大的事故背后必有29件轻度的事故、还有300件潜在的隐患之原理，通过在医院采集工伤事故信息等手段进行大数据预警分析，对容易发生工伤事故的2028家重点企业，有针对性开展专项安全生产整治，责令强化日常安全教育管理，把大量有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4．38％。

二、全区一网，打破壁垒数据深度融合。

余杭区公安、法院、消防、人社、城管、电信等22个部门单位分别拥有25套数据、信息系统，原先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在推进智慧治理中，余杭区委、区政府下决心打破信息壁垒，这22个部门、单位的25套数据系统全部被汇集到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截至今年6月底，以地址为社会管理要素的唯一识别码，全区一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已归集全区约300多万条人口数据、100多万条房屋地址数据、25万条企业数据、79万条事件数据，为社会治理一体化智能应用打下扎实基础。

“我们也曾为其他地方做过类似平台，但余杭社会治理平台的数据融合是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数据融合之广之深，为全国首创、前所未有。”闵万里说，这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

他以智慧城管为例说，利用公安系统原有的道路视频、人车信息等数据资源，余杭社会治理平台现在自动抓拍人行道上违停车辆后，柔性执法，先自动给车主发送信息，提醒其在10分钟内驶离，并告知其附近停车场信息；逾期，再开具违法停车罚单。通过数据融合，平台还开发了渣土车路线异常、渣土车疑似偷倒、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监控等7个新功能，带来了社会治理效率和效果双丰收。

三、流程再造，多元协同动态系统治理。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余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手段、方法，通过流程再造，变管控为服务，变零散为系统，变事后处置为超前预测，变疲于应对为未雨绸缪，社会治理努力追求动态化、精细化、系统化、整体化。

一是一个口子受理，条块各司其责。统筹整合信访、法院、司法行政、人力社保、住建、市场监管、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等职能部门，派员到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集中接待群众。同时邀请“两代表一委员”等社会组织人员入住中心，参与矛盾纠纷调处。窗口或网络接到社会治理方面的诉求后，按照部门职能、层级分工，自动分流交办给相关职能部门或责任乡镇街道、村居限期办理。办理完毕后，在系统内反馈、回复并进行满意度测评。期限内未办结的，则自动亮起红灯，由中心跟踪督办、统一协调。

二是网上网下一体，多元协同治理。全区分为1476个网格，配备了1590名专职网格员，负有矛盾纠纷排查等20项职责。还将全区6000多个各类机构的3．6万余名兼职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群团组织成员、行业专家等人力资源整合在一起，网上网下一体化，开展志愿服务、救助帮扶、化解矛盾、预防违法犯罪等活动。

三是网上来网上去，办事高效透明。余杭区把智慧治理作为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手段，在群众诉求反映集中的每个模块都设置了一站式、标准化“互联网＋”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市民一次都不用跑，即可通过网络办成想办之事，而且标准统一，全程公开透明，便捷公正。

例如2012年，余杭区创立全国首个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将原先分散职能集中在一起，免除了当事人四处奔波之苦。推行智慧治理中，中心转型升级，提供从调解、鉴定至诉讼、保险赔付等全流程服务，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在网络上完成索赔、理赔业务。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银保监会四部委已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一“余杭经验”。

有效解决社会治理顽疾

研发成功杭州城市大脑·余杭社会治理平台后，余杭区逐步形成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智慧治理新模式，有效解决了反应迟钝、治理滞后、责任不清、情况不明、应对不快、处置不力等原有社会管理顽疾，在精准感知、高效处置、共建共治共享等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精准感知，预判预警有效防范风险。

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的智能云计算，创新风险防范新机制，在不同领域新建立了不同的社会风险预测模型，变“事后救火”为“超前防火”，把大量社会治理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以欠薪预警为例。智慧调解模块通过对信访、工商处罚、水费和电费欠费、在建项目、工资专户、社保欠费、舆情信息、法院黑名单、经济诉讼等10类数据的综合运算，新开发了欠薪预警平台，具有欠薪预警、事件处置、信用管理等三项功能。今年，累计产生欠薪预警数据309条，交办后反馈核实，5条数据已出现欠薪，239条数据存在欠薪隐患，56条数据无欠薪隐患，有效预警率为81．33％。以此为线索对欠薪隐患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区欠薪案件案发率同比下降了31．7％。

大数据计算的另一优势是能精准感知社会治理热点、难点问题和社会需求，从而未雨绸缪、制定预案，可超前预防、化解、减少社会矛盾。

例如通过对重点人群、车辆、区域、时间等关键数据建模分析，对工程车等重点车辆进行重点盯防，整治道路事故隐患黑点168处。今年上半年，全区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27％。

再例如通过对外来人口居住数、就业数、楼盘开工数等数据的综合计算，发现现有幼儿园、小学数远远满足不了即将到来的入托、入学高潮，立即预警上报。区政府研究论证后，组织发动镇街改造村办公楼等房屋为幼儿园、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大规模投资办学，今年上半年已开工新建50所小学。

二、高效处置，及时就地解决矛盾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不断出现、瞬息万变。凭借大数据计算运用，平台可随时掌握相关变动、变动趋势，变静态治理为动态治理；可整合资源、联动处置，变零散治理为整体治理。

2018年12月11日上午9点，良渚街道网格员发现三四十名市民在街道办事处集结，立即上报平台。至9点半，集结人群已增加至三四百人，接到指令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已同时到达现场与市民对话。经了解，因房地产公司破产拖欠工程款，商品房无法按时验收，购房户久等未果而集体上访。平台进行大数据搜索后，发现这家企业在某银行还存有施工保证金，很快制定了解决方案。至下午2时许，得到承诺的人们满意而去。一场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到平和处置，前后只花了5小时。

2018年11月28日下午4时许，星桥街道汤家社区发生火灾。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启动智慧消防的联动响应、可视化指挥系统，指挥附近消防车出动。智慧交警系统也启动城市事件感知、特种车辆信号优先等系统，设计出最快线路，开启消防车绿波护航功能，确保消防车畅通无阻赶往火场。结果只用了10多分钟便成功扑火。

三、以人为本，渐现共建共治共享局面。

在推进智慧治理中，余杭区以人为本，把倾听人民群众呼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渐现共建共治共享喜人新局面。

平台设有群众投诉窗口。群众只要输入问题和诉求，智能平台即能自动生成类似问题的解决路径和答案，或转给职能部门解决，或提供不同救济方案供投诉者选择。建成一年多来，已有20万人次群众在此投诉并获得解答，投诉者的不平心理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良渚街道昌运里二期小区位于运河旁，是谢村拆迁安置房，1500套房子1000套出租，原先环境脏乱差，人员随意出入，高空随意抛物，邻里纠纷冲突不断。建设智安小区后，小区启动了七方面智慧治理，如人、车进出小区刷脸刷牌，电瓶车集中充电、视频和高空抛物监测仪随时监督不文明行为，小区面貌因此发生了大变化。物业服务中心的大数据屏幕，也让外来务工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住房和工作。

智慧治理带来的安居乐业新局面在余杭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未来科技城体现得更为明显。适应园区年轻创新人才多、高新企业多等新特点，未来科技城接轨余杭社会治理平台，开发建设了企业数据大脑，实现了业务数据一库聚合、企业画像一屏展现、智能分析一键生成，服务治理一体运行。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使服务更加人性主动，政策供给更加精准，带来了园区蓬勃迅猛发展。目前，未来科技城已引进民营企业13000多家，拥有包括海归系、浙商系、浙大系、阿里系等“新四军”在内的高新技术企业300多家。2018年，技工贸总收入4997亿元、税收285．6亿元，年增幅均在50％以上，已名副其实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土和乐园。

法制网2019-7-15

“四访”连民心 赋能新治理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基层信访恰如其中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给基层信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基层工作最难啃的“硬骨头”莫过于信访工作，可在我眼里并没有概念化的信访工作，只有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所有的信访工作，最后都要落到实处，那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保障其合法权益，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压实责任，健全初访办理制度

千访万访，解决初访是良方。健全初访办理制度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源头，做好这一阶段工作，可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解”。泗城镇是泗县的城关镇，辖12个城市社区，4个村委会，总人口近20万人。近四年来，泗城镇为了全县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完成棚户拆迁近1000万平方米，征地1万余亩，衍生了一系列的信访问题。镇党委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和“一岗双责”制，每周一党政主要负责人研究、督导信访工作；严格落实领导班子开门接访制度，排定工作日接访值班，确保群众来访随访随接、随接随办；建立重大信访事项联席会商制度，积极做好初访调解处理，切实做到诉求合理，解决到位；诉求不合理，解释到位；生活困难，帮扶到位。近几年来，泗城镇成功调处了省道303、国道104拓宽工程沿线6个村征地补偿问题，东关社区一组、二组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问题等，避免了小事拖大、矛盾激化。

创新渠道，健全听访说事制度

健全听访制度，让访民说诉求，让干部谈思路。2016年以来，泗城镇创办每周一期农民(市民)夜校大讲堂，目前已举办216期，组织邀请信访老户78人上台当老师，镇村两级干部台下当学生。三湾社区访民韩萍，因拆迁问题连续到北京上访8年。2016年3月底，泗城镇邀请韩萍参加夜校大讲堂。当晚，她诉说上访之路及相关问题，镇村干部当场表态，一个月内解决其合理诉求。当韩萍如数拿到了拆迁补偿款及损失近40万元的时候，她说：“今后什么问题都不会再越级上访，而且还会劝说镇里其他信访户，信访千条路，解决在地方。”千难万难，群众参与就不难。像韩萍这样的信访老户，通过听访解决问题78人次。同时泗城镇建立健全了121个群众说事室，敞开大门，请群众说事。当群众遇到事的时候，想去说、愿意说，而且有地方说、有人听，使村民冤有处诉、气有处泄、难有人帮、策有人拿，减少矛盾隔阂，化解矛盾纠纷。

真情服务，健全陪访代办制度

干部陪同群众依法上访、有序上访，代为群众反映问题、反映诉求，这样一来，既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又能对群众信访活动加以规范和引导。各村居成立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组成的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既参与访民的纠纷调解，同时又陪同访民依法上访。用孝贤精神协调矛盾，用孝善思维解决诉求，陪访代办“变堵为疏”，从源头舒缓群众的情绪，减少社会纷争。如花园井社区金福苑小区业主，因开发商和承建商之间的经济纠纷，一直无法上房，几年来业主多次上访，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去年5月份，全国人大代表、花园井社区乡贤志愿工作站站长岳喜环主动联系业主，仔细了解事情经过，多次陪同信访人到住建局、规划局、房管局协调对接，一个月内，将业主的75.5万元上房押金全部返还，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近几年来，泗城镇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陪访代办，解决有关问题120多件，访民加深了对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同时，健全完善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的综合机制以及社会矛盾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机制。

深入一线，健全下访走访制度

近年来，泗城镇健全带案下访走访制度，着力创新重点约访、专题接访、领导包案等，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的制度机制。全镇领导班子以“带案下访解民忧”为切入点，主动深入16个村居，面对面解决群众难题。同时将镇党委会开到村居、开到小组，针对村居重点信访问题逐一对症下药，开出良方，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此外，选调16名派出所、司法所干部到16个村居担任民情助理员，让政法干部发挥自身职能优势，深入村居，以案释法，调案止争，通过解释法条，讲解法律，用良法善治处理遗留问题。同时，各村居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全面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访调对接，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如汴河社区渔园小区污水管道逆流，院墙倾斜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去年6月份，包保社区镇干与社区书记一起约谈业主，实地查看，主动协调各单位，并安排对接事宜。经过协调一个月后，县房管局、城管局投入近50万元将问题予以根治，小区居民十分满意，拍手叫好。近年来，通过下访走访制度，泗城镇解决问题136起。

由于该镇坚持“初访、听访、陪访、下访”四访联动，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当地，做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同时，在信访工作中，我们还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困难的事努力办，麻烦的事尽力办，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解释，不便解释的解气这样一个原则，树立“宁可我们千难万难，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服务意识。该镇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安徽省信访工作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完善信访制度”，推动信访工作多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善用多元融合的化解机制，积极探索信访矛盾化解新机制。

人民网2019-12-31